第一篇:理论基础
【第一章:名词解释】
- 生物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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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的基因:任何生物的任何行为,
最终为的都是让自己的基因能在这个时空中的时间维度里,尽量长的延续下去。因而,利己行为,
性行为,与利他行为,在延续基因的角度上辩证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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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定理是本篇文章中对于人类行为,以及人性的基本假定。更加详细的解释,
请看第三章“性行为对于生物进化的意义以及对人类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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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定理刚刚提出的时候,被称之为“自私的基因”,而非“永恒的基因”。
而阐述这一定理的书的书名,最一开始也是《自私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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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智人: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类”物种,被认为产生于20万年前的东非大裂谷。
7万年前,现代全人类的共同祖先走出非洲,并于1万年前进入美洲,使得人类从此分布于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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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K选择:在自然进化中产生了两种类型的物种,有些物种个头大,善于竞争,
通过掠夺别的生物的资源生存,寿命长,只生少量孩子,并且通过精心的抚养把孩子养大,
使得自己的基因能延续下去。比如人,大象,狮子等等。还有一些物种个头小,不善于竞争,
通过消耗别的物种多余下来的资源生存,寿命短,生大量孩子,但是让后代自生自灭。比如蒲公英,
苍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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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性异形:绝大多数的哺乳动物都会存在两性的第二性征的差异,
雄性大型哺乳动物往往比同物种的雌性要更加的大且强壮,人类也有明显的两性异形,
其两性异形度在灵长类中属于中等,在所有大型哺乳动物中属于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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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两性异形度”定义为:成年雌性的平均体重,除以成年雄性的平均体重。比值与1的差距越大,
则越明显。人类在原始状态下大概在0.66到0.74,现代社会中人类普遍偏胖,
且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发胖,使得现代人的比值在0.8到0.86。此外,部分哺乳动物雌性比雄性重,
比如长臂猿的比值为1.08。比值小于1还是大于1,可能意味着R/K选择两个相反的进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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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子竞争:在哺乳动物中,基因优良的雄性往往强壮而健康,
且往往越强壮越健康的雄性有越多的,越有活力的精子。当多个雄性与同一个雌性同时或者连续性交时,
雌性会获得不同的雄性的精子。这时,拥有越多越有活力的精子的雄性,
有更大的概率使自己的精子与雌性的卵子结合,并繁衍后代。
- 因此,产生精子竞争使得雌性有更大概率获得拥有良好的基因的后代,
但却让与她性交的雄性产生浪费精子,失去生殖机会,无法辨认自己后代的风险。
因而,精子竞争往往利于雌性而不利于雄性。
- 因而哺乳类雌性往往会通过性交时发出特定叫声的方法,吸引多个雄性同时过来与她性交。
在人类中,这体现为女人性交时的“叫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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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蔽排卵:包括人在内的少数灵长类动物,在雌性排卵的过程中,
不会有明显的体征和体味的变化,使得雄性难以知道一个雌性是否处于性交后可能怀孕的排卵期。
而绝大多数的灵长类动物则会在排卵期体现出明显的生理特点,以吸引雄性前来性交。比如阴部,
臀部,或大腿内侧的皮肤变得鲜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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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染色体与mt-dna:Y染色体可以用于鉴别人类的直系父系血统,
mt-dna可以用于鉴别人类的直系母系血统。但是技术上前者的鉴别结果比后者有更加高的精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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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性生殖二倍体生物:有两个性别,通过性交繁衍,每个生物个体有两套染色体,
不同的性别有不同的性染色体的生物。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哺乳类动物都属于这样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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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选择:包括人类在内的各种两性生殖动物,在决定与异性性交,
或者合作抚养后代前,会对异性进行考核,从而决定是否性交或合作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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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包括人类在内的,频繁性交,
且需要通过数百次以上的性交才能使得雌性怀孕的大型哺乳动物而言,
性交本身也是性选择的重要部分。
- 历史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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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欧人:主要包括今天的欧洲人,印度北方人,伊朗人,和美国白人。
基因特点为,父系Y染色体为R1的男性占到男性总人口的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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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5000年前从欧洲东南部的大草原从小部落扩张开来。
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印欧人被称之为“雅利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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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藏人:主要包括汉族,藏族,缅甸人等族群,
他们也从5000年前的小部落扩张而来,起源地还有争议。基因特点为,
父系Y染色体为O3的男性占到男性总人口的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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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中“汉语语族”代表一般概念上的“中国人”,
等价于汉朝前的“华夏族”加上汉朝及以后的“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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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米特人:主要包括阿拉伯人,犹太人,古埃及人,
古巴比伦人等族群,他们的祖先10000年前就定居于西亚。
基因特点为,父系Y染色体为J1和E的男性占到男性总人口的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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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时代:青铜武器和生产工具开始被普遍运用的时代。
这个时代从大约5000年前开始。
- 印欧人和汉藏人在这个时期大规模扩张,形成了如今欧亚大陆占主要人口的族群,
其余的族群在文化和基因上也或多或少的受这两者,以及闪米特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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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化革新:日本7世纪发在北亚战场上败于中国唐朝后,
展开的学习唐朝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的社会改革。
- 经济、社会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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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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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婚:在一个部落或大家庭中,任何的男人和任何的女人都可以随意性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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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偶婚:任何一个男人,与任何一个女人,
都可以像群婚一样随意的与任何一个异性性交,且往往不存在“部落”或“家庭”的限制。
但是与群婚不同的是,血缘关系近的亲属之间的性关系往往被排除。
- 本文中讲到的“走婚”,“访妻婚”,都是历史上以及当代存在的对偶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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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人通过改造自然与别的人类个体,使得未来的历史按照自己意愿发展的能力。
- 更准确的讲,生产力是人去掠夺别的动物与人类,并防止自己被别的动物与人类掠夺的能力。
人类的生产行为就是掠夺行为,这是因为人类是R/K选择进化产生的,
通过掠夺别的生物体的资源而生存与繁衍的竞争者。
- 生产要素(生产资料):用于生产的原料与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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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资料:用于维持人类生存,保证人具有繁衍的能力,
但是不保证人能成功繁衍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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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关系:在一个社会中为了进行生产而产生的分工方式,
以及为之形成的文化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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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雷托最优:不可能在不使任何其他人受损的情况下再改善某些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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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优势理论:两个或多个人在不同的劳动上有各自的特长的情况下,
每个人从事自己的特长,并且与别人交换自己的产出,使得社会的总体生产力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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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成本:当人面临多个机会,却只能选其中最好的一个时,第二好的机会被放弃了,
因而第二好的机会所提供的价值,也应该被看成是做最好的机会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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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效应:在一个私有制社会的竞争中,获胜的强者由于获得了更多的资源变得更强,
失败的弱者由于失去了资源变得更弱,最终使得这种资源在社会中按照指数函数的规律分布。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私有制社会中财富往往是按照指数函数分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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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权:一个社会中男性社会地位普遍高于女性社会地位的现象。
根据历史经验,父权社会往往有着非常严苛的性保守行为规范,尤其是对于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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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权:一个社会中女性社会地位普遍高于男性社会地位的现象。
根据历史经验,母权社会往往有着非常开放的性观念,甚至孩子们普遍不知道自己的生父,
由妈妈和舅舅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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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水瓶盖理论:以年轻人出游时,女生为了勾搭男生,而找男生拧开汽水瓶盖为例:
在人类两性为了生存和繁衍相互合作的过程中,当某一个性别由于先天的生理差异,
在某个社会职能上,能力显著强于另一个性别的时候,
如果强势性别能够完全满足这个社会职能需要的总劳动量,
那么弱势性别就会几乎完全被强势性别排挤出这一社会职能。如果这一职能对人类生存繁衍至关重要,
那么社会不可避免的会产生性别歧视,以及性别特权。
- 举例而言,欧亚大陆历史上的犁耕农业社会普遍存在这样的现象。
社会只需要男性进行犁耕就能够产出养活所有社会成员的粮食,使得女性被排挤出犁耕,
并且经济上依附于男性。社会进而要求女人通过“婚姻”的形式,获得男人的资源为生。
并且不允许她与别的男人性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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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水瓶盖理论本质上,是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加上社会总需求量这个变量。因而,
汽水瓶盖理论不仅仅适用于解释两性博弈产生的社会现象,也适用于任何多个社会团体相互合作,
并且分配生产所得的博弈行为。比如种族歧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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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保守一夫一妻制:在父权社会走向两性平等社会的过程中,
两性经济基础已经趋于独立,且社会地位趋于平等的情况下,
社会观念发展滞后而产生的一种过渡性社会现象。
- 主要特征在于,社会以尊重男人的方式尊重女人,使得社会把过去父权社会中,
男性强加到女性身上的性保守要求,强加到了男性身上,使得一夫多妻与卖淫被视为违法。
- 在本文中,笔者也认为性保守一夫一妻制是当今社会产生低生育率,高离婚率,高单身率,
和晚婚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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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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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尼玛:人心中的理想性伴侣形象。男性往往只有单个女性阿尼玛,
而女性往往同时有多个截然不同的男性阿尼玛。阿尼玛的作用是让人寻找理想性伴侣性交,
甚至可能合作养育后代,使得人的基因能在本人死亡后,仍然能通过其后代被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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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射:人把心中的欲望和动机对应到感官输入中的某件具体事物上,
认为此事物能满足自己的欲望,或者和自己有着同样的动机。
- 比如说,为了繁衍,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或多个理想性伴侣的形象(阿尼玛)。
当人看到某个异性产生了性欲时,就可能把心中理想性伴侣的形象投射到那个异性身上,
并试图进行一系列互动,最终进行性行为并繁衍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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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画梅止渴”,“画饼充饥”,则是人在产生投射的时候,
理性的认识到被投射的事物并不能满足自己的欲望,或者并不带有自己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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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A理论/文化/套路:
当今社会中,年轻人为了和异性建立恋爱关系而采用的特殊仪式,更多见为男性对女性使用。
- 年轻人不愿意直接的请求建立恋爱关系,而使用这种仪式的原因是,
恋爱关系往往意味着对异性性行为和社会行为进行控制,
使得异性答应了恋爱关系往往意味着放弃自己原有的生活,
因而恋爱关系的发起者需要用这些特殊仪式向异性证明,放弃原有生活并且建立恋爱关系,
是“有趣的”,是“低成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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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观:静下心来仔细的观察自己身体和思维的活动。佛教中的“打坐”,就是一种内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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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潜意识:
生活在同一个社会中的社会成员,由于有着类似的生活经历,并且相互交流影响,
使得他们形成了共同的,约定俗成的“三观”:是我/不是我,是对/是错,是好/是坏。
但是如果针对某个观念刨根问底的问,为什么这是好的?为什么这是对的?
社会成员并不一定能给出能够说服他自己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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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社会成员认为自己的想法和行为超出了“是我”,且“是好”,且“是对”的范围时,
社会成员可能会产生紧张,愧疚,愤怒,羞耻等负面情绪,
并且不希望别的社会成员知道自己的想法及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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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社会往往有不同的社会潜意识,不同历史时期的同一社会也可能会有不同的社会潜意识。
例如,200年前,女人“裹小脚”的习俗被中国人认为是富裕的象征,但是如今,
裹小脚已被当代中国人视为“陋习”。
【第二章:原始公有制和私有制】
本章概要:
- 生产力极低的状态下,人需要相互救济才能维持生存,因而实行财产公有制。
- 当生产力提高后,人不再需要相互救济来维持生存,使得财产公有制反而鼓励了懒惰,
使得社会实行私有制。
在生产力极低的状态下,人类劳动产出的不确定性强。因而人建立公有制和平均主义,
通过互相接济对抗不确定性。因而,部落中任何人的产出可以被任何人消费。在这里,所谓的“不确定性极强”,
对应着马克思主义中“劳动产出没有剩余”这个概念。这样的经济制度,被马克思主义称之为“原始共产主义”,
或“原始公有制”。
当生产力提高后,劳动产出本身的不确定性下降,也使得劳动生产经常产生生活资料的剩余,
因而原始公有制失去其原有的抗风险的意义。这时,由于懒惰者可以使用勤劳者消费后的剩余,
使得原始公有制反而成为一种鼓励懒惰的制度,从而降低劳动积极性。这使得社会产生“谁生产,
就由谁掌控,谁消费”的私有制。
因而社会实行原始公有制还是后来的私有制,和生产力本身相关,而不直接和具体的生产要素相关。
不存在绝对的原始公有制,和绝对的私有制。只存在随着社会的发展,后者逐渐替代前者。
比如在普遍实行食物共享的猎人部落中,仍然存在男人用肉换取和女人性交权利的现象,
就是原始公有制社会中的私有制成分。而现代社会中人们为了对抗人生中的不确定性去购买保险,
就是私有制中的原始公有制成分。同时,不存在稀缺性的物品不存在分配制度,比如人不呼吸,几分钟就要死亡,
但是历史上及现代社会中,人人时时刻刻都有足够的空气呼吸,所以几乎不讨论空气“属于谁”,“多少钱”,
和“该怎么分”。
【第三章:性行为对于生物进化的意义以及对人类行为的影响】
本章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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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于时空中的各种生物,包括人类在内,必然有着先天性的,让自己的基因永恒延续下去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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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物进化的过程中,以及没有现代科技的人类历史进程中,性行为是实现上述动机的必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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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自身基因永恒延续下去的动机,首先使得女人生养孩子,紧接着使得男人希望为怀上自己孩子的女人,
以及可能是自己孩子的人提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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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别的人类个体多少也和上述男女共享同样的基因,但是他们仍然更希望直接为自己的孩子服务,
因为他们能确定自己的孩子有自己一半的基因,且预期寿命比自己长一个人类世代。
如果抛开各种道德观的影响,仅仅从进化论的角度上分析,性行为的意义是什么,又怎么影响了人类的行为呢?
我们试图通过理查德.道金斯(Clinton Richard Dawkins)的《永恒的基因》来解释。
首先,绝大多数生物都有有限的寿命,即便是理论上不会衰老的,拥有无限寿命的生物,
它也可能由于疾病,天敌等各种意外伤害而死亡。生物个体的死亡意味着它所拥有的基因从我们所处的时空中消失,
并不再存在于未来的时间维度中。因而,如果基因要得到延续,它必须将自己复制到另一个,
在当前生物个体死后仍然存活的生物个体上去。在没有各种助孕、避孕、试管婴儿等科学技术的情况下,
包括人类在内的任何一种两性生殖的哺乳动物,只能通过性行为来实现上述过程。
这使得性行为成为包括人类在内的,任何两性生殖哺乳动物存在于时空中的必要行为。而另一方面,
如果基因所表达出来的性状不促使生物执行延续基因的行为,那么这样的基因所产生的生物,
由于缺乏让自己基因不断延续的能力及动机,必然失去生存与繁衍的能力及动机,因而必然竞争不过别的生物,
这使得不促使生物执行延续基因的行为的基因,必然被淘汰。也使得所有当前生活在世界上的生物,
包括人类在内,都有执行延续基因的行为的动机。性行为是这些行为中非常主要和重要的行为,
而这些行为包括但不局限于性行为。
对于包括人类在内的两性生殖二倍体生物而言,只要有一个后代成功的存活,当前生物个体至少一半的基因,
就在子代中被延续下去,且存活的后代越多,就会有更大概率使得更多的基因被延续下去。
这使得在资源充足的情况下,任何的这类生物都会繁衍更多的后代。
由于人类是一种R/K选择进化过程中的竞争者,使得人并非生下孩子后就完成了基因的传承,
而是必须要通过对孩子精心的抚养,并不断提供资源,使得孩子也成为一个拥有独立生存与生育能力的人类个体。
这种精心抚养的需求,首先导致了女性对自己孩子的哺乳,抚养,和照顾,
因为女性这么做使得自己一半的基因通过这个孩子得到传承。紧接着,给予孩子另一半基因的男性也愿意,
并且希望能提供资源来帮助孩子成长,因为这样有利于男性基因的遗传和继承。
在此基础上,这种对于养育自己后代的动机,也使得男人会给可能怀上自己孩子的女人,
以及可能是自己孩子的人提供资源。
当然,别人的孩子,或者其他任何一个上述男女不认识的社会成员,也或多或少的与他们共享一些基因。
因而,他们的利他行为将不仅仅局限于自己的亲生孩子,有时也会包括其他的人。
但是,他们最渴望的利他对象仍然是自己的亲生孩子,因为自己的亲生孩子有着他们能确定的,自己一半的基因,
并且自己亲生孩子的寿命预期,比自己的寿命预期要长一个人类世代的时间。
上述的动机,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转化为不同的类型的相互协作关系,这种相互协作关系,
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由不同的社会责任体现。
【第四章:对于人类不同生殖策略,及其成因的初步讨论】
本章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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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和今天的世界中,人有多种生殖策略,主要归类为单偶(一夫一妻),
与多偶(一夫多妻,一妻多夫,多夫多妻,或性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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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生产要素,以及由此产生的生产关系是决定人的生殖策略的最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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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生殖策略与人所属的族群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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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当今世界的主要人口,是由青铜时代早期,占世界人口比重非常小的族群,大规模扩张而生下的后代,
因而不能以一种频率论的思维方式,通过今日绝大多数国家普遍法定实行一夫一妻制的事实,
来说明青铜时代前,即原始社会中的人类,也采用一夫一妻的生殖策略。
- 基于恩格斯与摩尔根的研究,我们认为人在原始状态下采取多偶制的生殖策略。
首先,现有的统计数据表明,在农业社会中,犁的产生,是决定一个社会在主流上,
采取单偶制的生殖策略(一夫一妻),
而非多偶制的生殖策略(一夫多妻,一妻多夫,多夫多妻,或性开放)的最重要因素。
同时,这也决定了农耕主要由男性完成[1]。
犁的出现提高了农业社会的生产力,犁作为一种生产工具,可以被抽象的归类为生产要素。因而这样的数据,
意味着在农业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要素决定了人的生殖策略。
那么,这样的结论能否被广泛的运用于别的经济形态的社会呢?再做一个回归分析,我们发现了以下规律:
1、性开放或多夫多妻的生殖策略往往产生于游牧民族,以及生产力较不发达的农耕民族:
蒙古,匈奴,羌族,摩挲族,藏族
前三者为游牧社会,这些社会的女性,有相对于发达农耕民族女性更高的社会地位。且非婚生子普遍,
由女人养大,并被社会尊重,这样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于当今的蒙古社会中。
摩挲族为生产力较汉语语族低的农耕母权民族,实行被称之为“走婚”的性开放生殖策略,
任何的人可以和任何没有血缘关系的异性性交。
藏族的传统经济形态为农耕与游牧并行,以游牧为主,一个家庭中往往一群兄弟或者一群姐妹共享性伴侣,
并且共同养育孩子。
2、崇尚性保守的一夫一妻与一夫多妻往往产生于生产力较发达的农耕民族与商业民族:
汉语语族,中世纪欧洲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古希腊雅典人
前三者为生产力较发达的农耕民族,后两者为经常进行运输的商业民族。
这些民族普遍崇尚性保守与单夫,且社会对女性性保守的要求比对男性性保守的要求高。
3、一夫一妻制与一夫多妻制民族演进到工业社会后,虽然还在法律上保持着原有的婚姻制度,
但是离婚率在不断的升高,目前在30% ~ 70%不等,且经济与工业越发达的国家,
或者有着悠久的游牧、畜牧历史的国家,离婚率越高(离婚率定义为固定时间内离婚数除以结婚数)[2],
而且有不断上升的趋势。同时,中国发达城市的数据显示,在收入越高,越稳定的职业中,
两性的婚后出轨率越高[3],而美国旧金山湾区的数据显示,收入越高,越稳定的职业,离婚率越低[4]。
虽然说上述数据还不足以代表全世界工业国家的情况,但是如果一夫一妻制工业社会符合“出轨率与收入成正比,
离婚率和收入成反比”的规律,那就意味着,维系当前工业社会一夫一妻婚姻的基础,是经济上的依赖,
而非情感与性欲。如果上述推论成立,那么在离婚的过程中,“一方出轨”可能只是用于离婚的借口。另一方面,
这些国家的非婚生育率,在20世纪后半页到21世纪初的这段时间里,有显著的上升[5]。另有研究表明,
在这些社会中,两性平等程度越高,则婚前性行为越普遍,且每个人的性伴侣数量越多[6]。
4、多夫多妻社会随着经济形态的改变以及生产力的发展,最终演变到一夫一妻社会的现象有被观察到。
比如藏族一直到20世纪后半页仍然流行多夫多妻生殖策略,但在受教育程度提高,与旅游业蓬勃发展后,
他们逐步转变为采纳一夫一妻的生殖策略。
上述统计学数据与案例表明,生产力,生产要素,以及由此产生的生产关系是决定人的生殖策略的最重要因素。
且社会对于两性关系的看法对生殖策略有着重要的影响。
同时我们也发现,同一族群的不同民族可能采取完全不同的生殖策略。
比如汉藏人中的汉语语族从有甲骨文记载的历史开始,就实行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并伴随着少量的一夫多妻现象。
而汉藏人中的摩梭族与纳西族,直至今日仍然实行男女可以自由性交的,被称之为“走婚”的性开放生殖策略。
且生下的孩子由女方和孩子的舅舅照顾,而不由其男性性伴侣照顾。由于女人可能有多个男性性伴侣,
女人并不一定知道谁是孩子的真实生父。汉藏人中的藏族也实行多偶婚,
但是他们往往是多个男人与多个女人组成一个大家庭,然后家庭内的男女可以自由性交,
男人们刻意的淡化谁是自己的孩子,并且共同抚养后代。
在印欧人中,中世纪的欧洲人实行一夫一妻制,社会地位高的男人可能有少量的情妇。
绝大多数印度北方人也实行类似与汉语语族的,一夫一妻与一夫多妻并行的生殖策略。
但是,古代印欧人中,比如斯巴达人的多夫多妻现象,已经被收录在《家庭》中。
当今闪米特人中最具有代表性的阿拉伯人实行严格的一夫一妻与一夫多妻,并且有严格的性保守行为规范。
但是,闪米特人的多夫多妻,或性开放的不同形态则有着大量的史料记载,
如《旧约圣经》中犹太人奉行兄弟死了妻子自动嫁给另一个兄弟的习俗。
《家庭》中也记载着关于巴比伦少女需要以宗教的名义,在神殿中与前来朝圣的男人性交的情况。
上述的事实让我们得出了第二个结论,即,人的生殖策略与人所属的族群无关。
第三点,Y染色体研究证明,目前生活在欧亚大陆,以及美洲的主要族群,
都是由汉藏人和印欧人在5000年前的青铜时代初期大扩张而发展起来的,
别的族群或多或少的也都受到了这两个族群在基因和文化上的影响。而在大扩张之前,
这两个族群在新石器时代只占据了全世界非常少的人口比例。因而,不论是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基因,
还是文化上,都不能以今天生活在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处于生产力发达的“文明社会”中的人的状况,
来推导青铜时代前的人的状况。
这一事实让我们得出了第三个结论,即,不能以一种频率论的思维方式,
通过今日绝大多数国家普遍法定实行一夫一妻制的事实,来说明青铜时代前,即原始社会中的人类,
也采用一夫一妻的生殖策略。
因而,我们赞同恩格斯在《家庭》中,以及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对于人类原始状态下,
以及生产力相对于19世纪更加落后的时代中,采取的生殖策略的推导。
恩格斯在《家庭》中以及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认为,原始人类普遍采取“两性都有多个性伴侣的多偶制”
生殖策略,他们将这一类生殖策略称之为“群婚”和“对偶婚”。他们通过这样的逻辑证明:
首先,他们记载了大量关于世界各地不同的民族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内实行这类生殖策略的事实。
并且指出生活状态越接近石器时代的族群,越多的采取这类生殖策略。比如澳大利亚土著人,
以及美洲原住民,等等。因而他们推论,人在原始状态下的生殖策略应该是属于这类的。
当然,恩格斯在《家庭》中并没有直接的说明这些族群的生活状态处于“石器时代”。只不过,
有另外的很多证据,证明那些族群在恩格斯所处的十九世纪,所使用的绝大多数的工具,
具有石器时代生产力状态的特点。比如帐篷,骨器,简单的陶器,用石头或者红铜制作的小刀,
犁地用的木棍等等。
我们支持他们的观点和论据的另一个原因是,这类生殖策略是在世界各地连续不断的被观察到的,
说明这不是偶然现象,也说明这一点可以被用作自然主义哲学,通过统计学手段进行论证的论据。
同时,在上面的统计资料已经得出“生产力与生产要素是决定人的生殖策略的最重要因素”这一结论,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生产力和生产要素的特点,产生这样的推论:
原始人的生活方式更加接近那些在近代和现代还处于石器时代的族群,这些族群倾向于采用这类生殖策略,
因而即便是原始人没有用文字记载下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也更有可能也是采用这类生殖策略的。
相关的资料:
[1] 犁的产生决定了单偶还是多偶: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onogamy#Cultural_arguments
[2] 世界各国离婚率:
https://zh.wikipedia.org/zh-hans/%E7%A6%BB%E5%A9%9A%E7%8E%87
[3] 中国出轨率高的职业是程序员,全职妈妈,金融业,教师等收入高且稳定的职业:
http://www.sohu.com/a/168087693_313170
[4] 美国旧金山湾区,不同职业的离婚率在20%到50%:
https://m.sfgate.com/news/article/The-10-Jobs-With-the-Highest-Divorce-Rates-and-12305559.php
[5] 1980年到2007年主要工业国家非婚生育率的上升情况:
https://en.m.wikipedia.org/wiki/Premarital_sex#/media/File%3ANon_marital_by_countries.gif
[6] 两性平等程度越高,则婚前性行为比例越高,每个人的性伴侣数量越多: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00224545.2010.481686
【第五章:讨论及反驳————其他关于人类原始生殖策略的假说】
本章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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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以通过部分灵长类动物的一夫一妻现象,来推论人类在原始状态下也一夫一妻。
因为这样的推论跨越了范畴。这样的推论,也容易得出类似于
“因为大猩猩不会做微积分,所以人也不会做微积分”这样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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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女性只能依赖男性获得生活资料的父权社会中,女性必须通过性保守来说服男性,
孩子的父系血统来源于他,并得到相应的资源来养活自己,与抚养后代,但是在原始公有制社会中,
不论男女,经济来源都依附于部落,这使得女性没有由于上述理由而性保守的必要,
也使得女性可以有多个性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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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女性在排卵期性欲旺盛,且更加渴望和优秀男性性交,使得两性多性伴侣的情况下,
父系Y染色体的扩张速度,也可以快于母系mt-dna的扩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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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婴儿脆弱,并不会迫使女性要求男性帮助自己抚养孩子。因此,
这并不会迫使女性通过性保守证明孩子的父系血统。人类有高度的社会性,人类社会中,女人的其他亲属,
而非孩子的父亲帮助女人抚养孩子的现象非常的普遍。
当前学术界,认为人在原始时代并非采用“两性都有多个性伴侣的多偶制”的论点主要有以下几类:
1、生物行为学通过找出人与一夫一妻制灵长类动物在生理上的相似性来证明原始人是一夫一妻制的。
比如,人和长臂猿都是隐蔽排卵的灵长类动物,长臂猿是一夫一妻制动物,因而人也是一夫一妻制动物。
2、演化心理学通过以下逻辑来推论在原始状态下,男性倾向一夫多妻而女性倾向一夫一妻:
男人倾向于一夫多妻,因为与他们性交的女人越多,以及总共性交的次数越多,他们的后代就越多。
女人倾向于一夫一妻,因为女人的后代数量并不和与其性交的男人的数量有关,而只和性交次数有关。
同时,她需要说服男人她生下来的孩子继承了男人的父系血统,这样男人才愿意为她提供资源养活孩子。
3、基因研究发现男性Y染色体的扩张比女性mt-dna的扩张更加的迅速,
因而推论人在新石器时代的生殖策略倾向于一夫多妻而非两性都有多个性伴侣的多偶制。
4、就像鸟类一样,人类的婴儿非常的脆弱,使得在资源稀缺的原始环境中,女人需要男人帮助着去照顾孩子,
因而她必须向男人证明这个孩子就是男人的后代,再加上男人照顾孩子的精力是有限的,
因而不论男人还是女人都选择性保守,所以人类在原始环境下是一夫一妻的。
反驳1:
首先让我们来看“大猩猩悖论”:
有一天,一群科学家们来到了非洲的原始森林,他们发现怎么教也无法教会大猩猩做微积分,
考虑到大猩猩是人的近亲,而且大猩猩和人一样有着比绝大多数灵长类动物都发达的大脑,
于是他们得出一个推论:人也无法学会微积分。
那么,这个悖论的问题在哪里呢?在于没有限定好用于推导的范畴。
诚然,大猩猩和人的基因和生理结构确实非常接近,可是大猩猩并不属于生物学上“现代智人”这个物种,
因而绝大多数大猩猩有某种特点,并不代表绝大多数现代智人都具有同样的特点。
如果研究者把大猩猩和现代智人放入同一范畴讨论,并直接进行类比推导,
就很容易忽略掉决定了能否学会微积分的一些隐含变量,比如神经细胞占身体总细胞数的比值,
以及是否有复杂的语言系统等等。
另一方面,这种混淆范畴的研究方法很容易产生“道德观绑架学术”的风险,
让我们举一个和“两性博弈”无关的例子。比如有一个素食主义生物行为学学者,他认为吃肉是不道德的,
于是他通过对比人和马的牙齿,发现人和马的磨牙非常的相似,于是他得出一个结论:人和马一样都是植食动物。
进而,他公开的发表论文谴责吃肉是不道德的,并且呼吁政府制定法令禁止国民吃肉。
在上述的案例中,这位学者通过混淆范畴,有意的忽略掉人与马之间导致食性不同的差异,比如人有尖牙和切牙,
以及能分泌分解动物蛋白的酶,并得出悖论,从而“绑架”学术成为宣传自身道德观的工具。
所以在以频率论的思路进行类比推导,并证明被研究物具有与参照物相同的属性前,必须严格的限定好范畴。
如果要用类比推导的方式去推论上古时代现代智人的行为,比如原始人的生殖策略,就必须限定好“人”的范畴。
在第四章中,我们通过“生活状态越接近原始状态的族群,两性都越多的产生多偶的现象”
推论出“人在原始状态中的生活方式更加接近那些在近代与现代,仍然执行多偶制的族群,因而更有可能是多偶制的。”
在这个推论中,我们把“人”的范畴限定为“从史前到当今存在于时空中的每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现代智人个体”,
并且使用了一个隐含的小前提。即“原始状态中的人类较多的使用石器,因而处于石器时代”。
那么为什么这样的推论是合理的呢?因为首先,这个范畴的限定已经被多次的证实为,
“在绝大多数社会学研究中可行”。人类的历史中一个国家参照另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成功进行社会改革的案例,
就是证据。其次,隐含的小前提也被多次考古发掘证明为正确的。
因而,第三章的推导过程以及结论可以被认为是正确的。所以,即便我们无法乘坐时光机器,
回到上古时代的原始社会,去实地观察他们的生殖策略,我们仍然可以通过上述推导,
认为他们采用多偶制的生殖策略。
通过别的动物的行为来推导人类的行为并非不可。只不过,这样推导人类行为作为一种跨越了范畴,
因而只能作为科学猜想。猜想必须要在人类的范畴内被验证后才能被当成事实。
而通过人类行为推导出的人类行为是一种范畴内的推导,可以作为科学假说。
假说在无法直接通过实验验证为科学事实的情况下,可以被当做科学事实来使用。
就好比人们通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相信超过光速时间会倒流一样。
诚然,任何范畴上频率论的推论,都可能产生悖论与错误,即便是我们严格限定了“现代智人”的范畴,
也可能产生类似的悖论。比如,“因为白人的皮肤都很白,所以黑人的皮肤也都很白”。但是,量化的讲,
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基因差异,是人与别的大型猿类的基因差异的百分之一,
因而在不考虑个人人生经历独特性的前提下,通过一群人的行为特点来推导另一群人的行为特点产生的误差,
一般情况下也为通过别的大型猿类的行为特点,来推导人的行为特点的百分之一。
反驳2:
这样的逻辑暗含了几个前提条件:
1、男人在获取食物,躲避野兽,自然灾害,和其他人类部落的袭击的情况下,
仍然有足够多的食物产生足够多的精子,并且有足够多的力气和许多女人性交。
2、女人没有足够的资源养活自己的孩子,也无法通过其他渠道来获得足够的资源,
而必须通过与她性交的男人来获取资源,并养活孩子。
的确,第一个前提条件在生产力发达且可预期的”文明“社会中成立,
而第二个条件在女人只能通过男人获取生活资料的父权社会中成立。但是,这两个条件在原始社会中都不成立。
首先,在原始社会中,人的非正常死亡率高于二战。因而很多的人都会由于各种意外而死亡,
幸存下来的人必须通过相互协作才能持续的生存下去,原始公有制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才产生的。
而生存是性行为以及繁衍的前提条件。因而,原始社会中的男人必然把更多的时间,资源,与体力用于获取食物,
以及与别的野兽和人类部落搏斗上。也只有在解决了上述问题且有盈余的体力的情况下,才可能与女人性交。
这使得即便是绝大多数生存下来的男人,也往往为了满足生存需求,而没有机会和女人性交。
所以,在原始社会中第一个前提不成立。
另一方面,也正是在上述的原始公有制的经济条件下,不论是女人还是男人都通过整个部落,
而非某个特定的性伴侣获取资源。所以,在原始社会中第二个前提也不成立。
事实上,在当今中国这样两性平等,但仍然要求已婚人士性保守的社会中,
相同职业的已婚女性的出轨率大约是已婚男性的2倍[1],这一统计数据是“男人倾向多偶,
而女人倾向单偶”的论断的一个反例。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讨论这样现象的生理学成因。
反驳3:
男性Y染色体的扩张比女性mt-dna的扩张更加的迅速并非只能由一夫多妻的生殖策略导致,在人类的原始部落中,
多夫多妻或性开放的生殖策略也能产生这样的情况。这是因为女性只有在排卵期时性交才能怀孕,
且女性在这一时期时性欲明显增强,性选择门槛也明显提高。
这时的女人会更加希望和体现出优良性状的男人性交(比如帅的,壮的,高的,聪明的男人)。而在非排卵期,
女人则对性伴侣没有那么严格的要求[2]。这样的生理与心理特点,
使得原始社会中一个部落的任何一个女人与多个男人性交后,有极大概率只怀上了部落中少数几个优秀男人的孩子。
最终,这样的性交策略使得基因分布产生出Y染色体扩张速度快于mt-dna的现象。
类似的现象在现代宣扬性保守的社会中仍然能观察得到。比如男性知名科学家,政治领袖,娱乐、体育明星,
往往都有许多的女性追求。更具体的案例有,美国大学篮球赛后,
得分最高的球员往往能在后面的几个星期里和许多女生性交。
反驳4:
统计数据发现,不同于普遍一夫一妻制的现代社会,资源稀缺的社会中,反而多性伴侣现象普遍[3]。
因而上述推论被统计数据证伪。且由于人类有高度的社会性,人类社会中,女人的其他亲属,
而非孩子的父亲帮助女人抚养孩子的现象非常的普遍。
相关的资料:
[1] 在中国已婚两性出轨率最高的5个行业中,医生与教师行业里女性的出轨率是男性的两倍:
http://www.sohu.com/a/168087693_313170
[2] 女人排卵期时心理与生理的变化:
https://en.wikipedia.org/wiki/Ovulatory_shift_hypothesis
[3] 资源稀缺的社会中,反而多性伴侣现象普遍:
https://digitalcommons.unl.edu/cgi/viewcontent.cgi?referer=https://www.google.com/&httpsredir=1&article=1005&context=anthrotheses
第二篇:两性博弈
【第六章:产生两性生殖策略博弈的基础】
本章概要:
- 如果雌性哺乳动物在短时间内和不同的雄性性交,可以引发精子间的竞争,
使得雌性有更大概率怀上优秀的后代。人类女性也不例外。
-
不同于黑猩猩,男人在原始状态下,与别的男人进行生殖竞争的方式,并非通过暴力和策略,
排除别的男人与自己的性伴侣的性交权,而是通过性交时洒出更多的精子的方式进行。
这是由于女人通过隐蔽排卵,掌握了有效性交的主动权。这也使得人类部落比黑猩猩部落更团结,
也解释了为什么恩格斯和摩尔根观察到,原始社会中的人“不因共享性伴侣而相互嫉妒”。
-
但是,由于女人想通过精子竞争生下更好的后代,而男人则想避免精子竞争,
保证女人生下的孩子一定是自己的,这使得在自然状态下,女人希望自己多夫,
而男人不希望和自己性交的女人多夫。这一矛盾代表着两性不同的生殖利益,
由生理构造,与“永恒的基因”的原则决定,是不可调和的。
- 由于人类的婴儿需要非常精心的照顾,那么男人即使和很多女人性交,“到处播撒精子”,
生下了很多的孩子,如果女人们抛弃了这些了孩子,那么他的孩子们也活不成。所以,
男人最佳的生殖策略,是积累资源,只和少量女人性交,不让她们和别的男人们性交,
以便辨认出自己的后代,然后再用自己的资源把自己的后代们养大。
- 由于哺乳动物性别比接近1:1,上述倾向使得男人倾向于单妻,
并且男人们只有当能和一个女人养活他们的孩子后,资源仍然充足的情况下,才会再去找别的女人生孩子。
-
另一方面,由于原始社会中,有效性交权是掌握在女人手里的,且原始公有制部落中的孩子们,
由所有部落成员共同抚养,这使得对于主动前来性交的女人们“来者不拒”的男人们,
能够比只倾向单妻的男人们留下更多的后代。这也使得男人们在主动单偶的同时,也有被动多偶的倾向。
这导致男人们进化出比雄性单偶制动物更加旺盛的性欲,以及和女人一样能频繁性交的特点。
这也可以解释“文明社会”中男性花钱购买商业性服务的行为。
拥有良好基因的雄性往往体质健康且强壮,而健康且强壮的体质使得雄性能分泌更多且更有活力的精子。
且并非所有的精子都去争夺卵子,有些精子负责争夺卵子,有些精子负责赶走别的雄性的精子,
有些精子负责对抗雌性的免疫细胞,有些精子负责做路标。同时,精子细胞质中的成分,也会影响到后代的性状[1]。
这使得雌性多偶制哺乳动物往往希望在短时间内与多个雄性性交,因为这么做使得雌性会有最大的概率让自己的卵子,
和拥有最好基因与细胞质的精子结合,从而获得拥有良好性状的后代。上述过程称之为“精子竞争”[2]。
为了达到短时间内与多个雄性性交的目的,雌性多偶制动物往往会在性交的过程中发出特定的叫声,
来吸引更多的雄性前来性交[3]。
既然人类在原始状态下为多偶制动物,而且女人在性交时往往也会叫床,
那么人类女性在先天上是否也渴望引发精子竞争呢?为了避免前面所述的“大猩猩悖论”,
只有在女人的叫床与人类的精子竞争,或者说导致精子竞争的雌性多偶行为联系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才能推论出女人也希望产生精子竞争。这个联系点在于,研究发现,越容易叫床的女人往往越容易有外遇[4]。
因而我们得出推论,女人在自然状况下(即不受任何道德观的约束下),也希望能在短时间内与多个男人性交,
并且引发精子竞争。
另一方面,1995年,进化心理学家贝克(Baker)和贝利斯(Bellis)发现,当男人和女人不经常性交,
或者男人怀疑女人和自己性交的同时,也在和别的男人性交的情况下,
男人会在性交中射出相对于别的情况下2倍的精子。而且,这与男人是否之前手淫过没有直接的关系。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男人能根据女人的性交策略,快速并显著的调整射精量,以便参与精子竞争[5]。
因而,我们做出如下推论:
1、在原始社会中,男人与别的男人进行生殖竞争的主要方式,并非是运用暴力或者计策,
排除对方与自己的女性性伴侣的交配权,而是一下子洒出大量的精子进行精子竞争。这意味着男人在先天上,
能与别的男人共享女性性伴侣而不产生纠纷。
2、人类的高度智力,使得男人在生理和心理上同时可以适应女人单偶和多偶的性交策略。
具体体现在射精量的变化上。
除此之外,人的精子竞争还有什么样的特点呢?人的睾丸占身体比重比黑猩猩,矮黑猩猩这样的多夫制动物要小,
但却比大猩猩这样的单夫制动物要大(大猩猩0.02,人0.08,黑猩猩0.3)[6]。
可是人的阴茎和这些大型猿类相比,粗而长。人的阴茎勃起时超过12厘米,而别的大型猿类则不会超过4厘米[7]。
更重要的不同点是,人的阴茎需要通过充血勃起,而非通过阴茎骨勃起。这意味着人类阴茎勃起需要消耗更多的体力。
因而,我们做出如下推论:
首先,在第四章已经论证过,原始社会中人类的有效的性交是女性决定的,女人通过排卵期时与优秀的男人性交,
使得自己怀上优秀男人的后代。而黑猩猩由于不隐蔽排卵,使得当一只母黑猩猩处于排卵期时,
主动展示硕大且鲜艳的阴部,并诱使许多公猩猩会冲上去“强奸”,也使得公猩猩们会为争夺交配权而厮打。
这种生殖策略在使得黑猩猩部落,在没有人类部落那么和谐[8]的同时,也使得雄猩猩通过武力,
而非雌猩猩通过主动性行为掌握了有效性交的决定权。因而,女性对于有效性交的主导权,
使得精子竞争对与男人的重要性,没有其对于公猩猩的重要性那么高。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人的睾丸占体重的比例比黑猩猩与矮黑猩猩更小,但为了尚存的精子竞争,
仍然大于大猩猩这样单夫制的大型猿类。这样的推论,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摩尔根和恩格斯观察到,
原始社会中的人“不因共享性伴侣而相互嫉妒”。
另一方面,人的耐力与可持续活动时间比黑猩猩强,而爆发力弱,这是因为人需要通过长时间的学习,
思考问题,以及制作工具来竞争,而非直接通过爆发力竞争。因而,对于人类而言,耐力比爆发力更加的重要。
由于人有这样的进化方向,人类的阴茎进化成,必须通过阴茎充血这一更加消耗体力的方式勃起,
且必须通过阴茎不断的摩擦阴道壁,以刺激女人加快排卵的方式性交。这一性交方式保证,
有更加强的耐力的男性更容易留下后代。从而有利于人类的进化。
这时,人进行精子竞争的方式就不再是一下子洒出大量的精子了,而是通过粗而长的阴茎持续的性交促使女人排卵,
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使得女人阴道内的PH值升高,使得阴道环境更加利于精子存活。
射精时,长阴茎射出的相对黑猩猩与矮黑猩猩较少的精子,但却能更加接近卵子,从而使女人受孕。
可是这时候,两性在生殖策略上的矛盾产生了:
女人希望引发精子竞争生下更优秀的后代,
而男人则希望避免精子竞争,从而保证女人生的孩子一定是自己的。
因而,我们得出了这样的一个推论:
如果不考虑后天的道德观与经济条件,
在女人单夫还是多夫的问题上,两性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即,
女人希望自己同时有多个男性性伴侣,而男人希望和自己性交的女人没有别的男性性伴侣。而另一方面,
只要不妨碍不同男人的精子,在自己的子宫内竞争,女人并不介意男人单妻还是多妻。
另一方面,由于人是R/K选择进化过程中倾向于生少量后代,并且希望精心的把后代照顾好的“竞争者”,
使得男人的默认,且最佳的生殖策略并非第四章提到的,通过与多个女人性交而“到处播撒精子”并产生大量后代。
而是,找少量的女人,不断的与这些女人性交,并别防止这些女人与别的男人性交,
使得这些女人生下来的孩子一定是自己的,然后用大量的资源把他们养大[9]。
在加上任何一个两性生殖的物种的性别比都接近1:1,最终使得男人倾向于单妻。
那么通过上述R/K选择推导出的结论,我们还可以论证,第四章中提及的,关于
“男人倾向于一夫多妻,因为这有利于男人繁衍大量后代”的说法并不完全成立。其关键的问题在于,
即便是男人生下了许多孩子,如果孩子的母亲抛弃了孩子,那么孩子也很难存活,即便暂时存活了,
也很难成长成有竞争力的成年个体。因而,按照男人的最佳策略,
男人只有在当他和第一个女人养活他们的孩子的时候,才会再去主动寻找其他的女人。
所以,一夫多妻只不过是在男性偏好的一夫一妻的基础上的延伸,
仅仅只有少量的富裕男性为了扩增后代才会执行一夫多妻策略。
同时,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绝大多数父权社会的一夫多妻的家庭中,比如汉语语族的“一夫一妻多妾”家庭中,
女人们的地位并不平等,往往存在一个最“大”的妻子可以管理其他的妻子。
且大妻子在确信自身地位稳固的情况下,也会主动愿意帮助男人去纳妾,因为这么做分摊了自己的劳务。
男人倾向于单妻,而女人倾向于多夫的心理特点,
已经被荣格(Carl Gustav Jung)通过大量的心理学实验所证实。
荣格发现,不管哪个性别的人,都会在心中构筑理想性伴侣的形象,这个形象被称之为阿尼玛(Anima)
男人往往同一时间内只有一个女性阿尼玛的形象,相反,女人往往同一时间内有多个男性阿尼玛的形象,
且不同的男性阿尼玛有着不同,独特的特点[10]。
至于相对于别的单偶制动物而言,男人也和女人一样体现出性欲强以及可以频繁性交的特点,
这可能是男人长期处于多偶制的环境下进化出来的。第四章中讲到,
由于女人在排卵期时性欲旺盛且性选择门槛高,使得原始社会中的女人在排卵期时,
往往只和部落中少数最优秀的男人们性交,最终导只有最优秀的男人们留下了后代。那么这时,
对于这些最优秀的男人来说,性交越频繁,越愿意和不同的女人性交,且性选择门槛越低,越“来者不拒”,
就会比上述仅仅偏向单妻的优秀男人,更容易留下更加多的后代。而且,这样的多性伴侣,
频繁性交的策略也使得优秀男人有更加大的概率,让部落中的优秀女人们怀上他的孩子,
即便这些女人不是他的阿尼玛。因而,我们推导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原始社会中,
女人多夫使得她能通过精子竞争获得更优秀的后代,而优秀的男人多妻使得他不仅仅能获得更优秀的后代,
还能获得更多的后代。这使得对于优秀的男人而言,他不仅仅保留了R/K选择进化中产生的单妻倾向,
同时还发展出了多妻倾向。优秀男人的多妻倾向与女人的多夫倾向最大的不同点在于,优秀男人的多妻倾向是被动,
且“来者不拒”的。而女人的多夫倾向是主动的。在非排卵期时,她们和优秀男人一样“来着不拒”。
但在排卵期时,则主要针对于优秀男人。Y染色体扩张速度比mt-dna扩张速度快这点证明,
“文明社会”中绝大多数的男人们都是原始社会中优秀男人们的后代,使得“文明社会”中的男人们在渴望单偶,
少偶的同时,偶尔也产生比如商业性行为之类,不明确期望产生后代的生殖行为[11]。
同时,由于女人主动的多夫仅仅获得了优秀的后代,而优秀男人被动的“来者不拒”不仅获得了优秀的后代,
还获得了更多的后代,使得优秀男人们偶尔,被动的“来者不拒”,相比于比女人主动多夫而言更加有遗传上的优势。
这一点在现代社会中,可以被越倾向于一夜情的人越容易生男孩来证明[12]。
相关的资料:
[1] 精子中的RNA可以影响好几代后代的可见性状: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pigenetics#RNA_transcripts
[2] 精子竞争: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perm_competition
[3] 雌性动物性交时淫叫: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emale_copulatory_vocalizations
[4] 女人性交时淫叫: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emale_copulatory_vocalizations#In_humans
[5] 男人的性嫉妒与射精量的变化: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98f8f40100vovf.html
[6] 《男人出奇的大睾丸之秘密》: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98f8f40100vovb.html
[7] 《男人的阴茎为何大得如此嚣张》: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98f8f40100vov5.html
[8] 这篇文章通过统计分析,认为黑猩猩的非致死冲突率比人高,但是致死冲突率和人差不多:
https://sites.fas.harvard.edu/~kibale/pdfs/Wrangham2006_Primates.pdf
[9] 为什么男性比女性更加寻求婚姻?因为他们能从承诺和婚姻中受益:
https://kknews.cc/emotion/kmx5v4b.html
[10] 男人单个阿尼玛与女人多个阿尼玛: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nima_and_animus
[11] 为什么我断言“男人的婚外恋多半会自动终止”——基于男人进化而来的心理机制之理论预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98f8f40100w0y7.html
[12] Trivers–Willard猜想认为,当某种性状更加利于某种性别时,生物会生下更多那种性别的后代。
在当代美国,倾向于一夜情的人生下儿子的比例比没有这一倾向的人高12%~19%(需要进一步探究):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ociosexual_orientation#Implications
【第七章:人类原始状态中群婚的成因及意义】
本章概要:
- 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产生了共享财产的原始公有制;
女人隐蔽排卵,使得男人们不知道和自己性交的女人们是否会怀上自己的孩子。这两个条件使得:
- 男人们相信和自己共享性伴侣的男人们,也会去养自己的真正孩子们。
因而他们不关心谁是自己真正的孩子,而是共同抚养部落中所有的孩子们。
- 男人们不因为共享性伴侣而相互嫉妒,因而他们相互合作去保护和照顾他们共同的性伴侣们,
以及她们生下的后代。并最终导致部落的壮大与科技的发展。
-
上述的生殖策略被恩格斯和摩尔根称之为“群婚”。由于女性在排卵期选择与优秀男性性交,
群婚现象仍然会产生男性后代数量上的差异,但是不同于黑猩猩,
这样的差异并不是通过雄性间的恶性竞争导致的,使得部落成员在友好合作的同时,
仍然存在着有利于进化的竞争。
- 群婚现象仍然存在于近代,现代的历史时期里,那些生产力较低的社会中,比如澳洲土著人社会,
北美印第安人社会,和西藏藏族社会。
在前面的几章里,我们通过哲学和统计学方法论证了人在原始状态下,两性都采取多偶的生殖策略。
可是,既然女人希望自己多夫,男人希望女人单夫,那么为什么原始人最终会采取这样的生殖策略呢?
人类频繁性交且隐蔽排卵,使得性交时男人不知道女人是否处于会怀上他的孩子的排卵期,
而女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发情性交,且可持续性交的时间比男人长,次数比男人多。
同时,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且不确定性强的特点,产生了原始公有制的经济制度,
使得男人们相信别的男人也会养活自己真正的孩子。那么:
在公有制为男人与男人的后代抵消掉的不确定性产生的利益,大于因精子竞争而多消耗的精子与性交体力,
加上阿尼玛为别的男人生养孩子的机会成本的前提下,共享性伴侣的男人不会相互嫉妒,
反而会相互合作来保护他们共同的性伴侣,以及她们的后代。
女人通过隐蔽排卵,使得男人不知道谁是自己的孩子,不关心谁是自己的孩子,孩子们也不知道谁是自己的生父。
因而男人们会相互合作且毫不嫉妒。同时,女人不断的和部落外的男人性交,并且把部落外的优秀男人邀请进部落,
使得部落不断变大,而且科学技术在部落成员的相互合作中得到发展。
原始社会中这样的现象在《家庭》与《古代社会》中有所提及。
在第五章中已经讲到,在这个过程中,事实上只有少数优秀的男人真正的获得了后代。
但是正是由于人类隐蔽排卵这个特点,使得男人难以通过性交时女人是否处于排卵期,
来判断女人生下的孩子是不是自己的。而女人的多性伴侣倾向由促使她们在短时间和尽量多不同的男人性交。
这使得,当部落里某个女人生某个孩子的时候,这个孩子可能是任意一个和她性交过的男人的后代,
这使得男人们一起去帮女人接生,并帮她养孩子。上述现象,
产生了绝大多数男人毫无怨言的为少数优秀男人抚养后代的结果。男人们的后代数量仍然有着显著差异,
但是不同于黑猩猩,这样的差异并不是靠非合作性的竞争产生的。这样的生殖策略在客观上,
维持了人类部落的和谐,并促使男人们相互合作,而并非为了留下后代而相互斗争。
这样的生殖策略,也通过女人对于优秀男人的性选择加快了人类的进化速度。
群婚现象仍然存在于近代与现代社会。恩格斯在《家庭》中描述了澳洲土著人以及部分北美印第安部落群婚的现象。
在澳洲的土著人部落里,一个部落的任何男女可以和另一个毗邻部落的男女随意的性交。在部分北美印第安部落里,
所有的成年女性都被孩子们称为“妈妈”,所有的成年男性都被孩子们称为“爸爸”,那些成年男女们相互合作,
共同养育所有的孩子们。
藏族的家庭内群婚属于群婚逐渐走向没落的状态,这种群婚只在一群兄弟们或一群姐妹们间进行,
而非社会上进行,并且一直延续到21世纪初[1]。藏族群婚也达到了通过原始公有制来抵消不确定性的目的,
他们有着“分家就要受穷”这样的观念,因而兄弟们往往共同迎娶一个或几个女人,并且共享性伴侣而毫不嫉妒。
同时,藏族群婚家庭的男人们也有意的淡化到底哪个孩子是自己的孩子,从而维护了一个多夫多妻大家庭的和谐。
这种群婚成功的顶住了文革,但是却在21世纪初由于旅游业的发展与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没落。
这也证明了生产力的发展,是导致原始公有制消亡,进而导致群婚消亡的原因。我们将在下一章中具体讨论这点。
至于在藏族社会中,家庭内财产共有,并伴随家内群婚,而社会上财产私有的现象,
可以用普遍适用于人类社会与动物社会的“汉密尔顿法则”解释。即,血缘关系越近的生物个体,
相互合作程度越高。这样的现象可以通过“永恒的基因”解释为,生物通过帮助与自己共享基因的生物个体的繁衍,
来提高自身基因被延续下去的概率。
相关的资料:
[1] 藏区为什么有一妻多夫:
https://zhuanlan.zhihu.com/p/32376403
【第八章:私有制的产生作为群婚没落的内因】
本章概要:
- 当社会从原始公有制走向私有制后,由于任何人和他的孩子们不和别人共享财产,
使得他们也不愿意去养别人的孩子们。
- 这样的动机,使得人们需要识别出自己的孩子们,并用自己的财产把他们养大。
女人们知道自己生下来的孩子们就是自己的,但是在没有亲子鉴定的时代,
男人们只能通过让女人性保守来识别自己的孩子们。
-
因而,识别自己亲生孩子们的动机,是私有制下产生两性博弈的另一个因素。
- 上述动机加上精子竞争,使得:
女性社会地位越高(母权),社会性观念越开放,男性社会地位越高(父权),
社会性观念越保守。
前面已经论述过,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会使得社会从原始公有制走向私有制。
而按照第六章的推论,男人愿意共享性伴侣的前提条件是
“公有制为男人与男人的后代抵消掉的不确定性产生的利益,大于因精子竞争而多消耗的精子与性交体力,
加上阿尼玛为别的男人生养孩子的机会成本”。这一点在公有制没落后的私有制社会中显然是不成立的。
同时,在私有制下,由于一个男人和他的孩子们不会与别的男人们共享财产,
他也不会愿意去用自己的财产养别的男人们的孩子们。因而,他必须找出自己的孩子们,
并用自己的私有财产将他们养大。那么在没有亲子鉴定技术的时代,
唯一让男人确信某个女人生的孩子一定是自己的孩子的方法,就是这个女人从来都没有和别的男人性交过。
可是另一方面,女人不仅仅希望引发精子竞争,她也知道自己生下来的孩子就是自己的,
因而她不存在用自己的私有财产养别人的孩子的风险。
所以,私有制下女人对于同时拥有多个男性性伴侣的渴望不会改变。
因此,能否在私有制下识别自己的孩子们,而产生的两性生殖利益冲突,
是继精子竞争后第二个产生两性博弈的原因。那么既然男人希望女人只和自己性交,而女人希望多夫,
我们推论:
在私有制下,男性的社会影响力(父权)越强,社会就越要求女性性保守,比如一夫一妻或一夫多妻,
而女性的社会影响力(母权)越强,两性的性行为都会更加性开放。比如多夫多妻,一妻多夫,或者恩格斯,
与摩尔根所记录的性开放对偶婚。因而,私有制的社会中,生殖策略的各种特点,
是父权与母权相互对抗与妥协的产物。
如果上述推论成立,那么,接近绝对性开放的,几乎任何男女可以随意性交的生殖策略,
往往伴随着强大的母权,而接近绝对性保守的,一夫一妻的生殖策略,往往伴随着强大的父权。
这点可以被实际存在的文化现象所证明:
汉语语族,印度教徒,中世纪欧洲人,伊斯兰教徒等民族为典型的父权社会,男性地位显著高于女性,
并且其传统观念崇尚性保守,婚姻制度为一夫一妻,少数富有的男人多妻。
摩梭族,部分纳西族为母权社会,财产按照母系继承,除了政治和军事以外,女性在经济上比男性更有决定权。
他们实行任何人可以与除了自己亲戚以外的任何异性性交的“走婚”。
蒙古族,羌族,与匈奴族两性地位平等,因而女性婚前性开放普遍,非婚生子普遍且被社会尊重,
但是婚后则被要求不可以和别的男人性交。同时普遍实行兄弟过世后,
妻子自动成为另一个兄弟的妻子的“夫兄弟婚”。
另外,20世纪初的民族志学者也发现并证实了上述推论中,关于“女性地位越高,两性都会趋向性开放”的部分[1]
按照这样的推论,
私有制下绝对性开放的生殖策略,与绝对性保守的一夫一妻制,在本质上只是两性博弈产生的两个极端。
同时,两性的博弈还可能产生某些中间状态,这些状态也可能会产生一些特定的习俗。
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重点讨论这些问题。
相关的资料:
[1] 马凌诺斯基发现女性社会地位高关联到性开放,并记载于《西太平洋的航海者》:
https://zh.wikipedia.org/zh-cn/%E6%AF%8D%E6%AC%8A#cite_ref-34
【第九章:对于一夫一妻制与性禁忌产生原因的探究】
本章概要:
- 反驳恩格斯:一夫一妻制的产生,并不是为了避免近亲生育导致的危害,
因为历史上的一夫一妻制社会中也普遍存在近亲结婚现象。
且女人和远到而来的陌生男人性交不会导致近亲生育,但却被典型的一夫一妻制文化严厉禁止。
-
一夫一妻制是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的,且这样的生产力发展导致了男性社会地位的提高。
-
除此之外,非一夫一妻制社会中的性禁忌。来源于不同社会角色之间责任的冲突。在一个社会中,
当两人原有的社会责任,与性伴侣之间的社会责任产生冲突的时候,两人间的性禁忌就会产生。
-
由于纯粹的原始公有制社会中,任何人的产出可以被任何人消费,使得社会成员之间不存在任何责任的冲突,
也使得在一些这样的社会中,就连父女,母子之间的性关系都不排除。
恩格斯在《家庭》中提到,在一些群婚的民族或部落中,就连母子,父女之间的性关系都没有被排除。
恩格斯在《家庭》中也讲到,有一些印第安人部落中,并非任何人都可以性交。而是有些种类的亲属不允许性交,
他认为产生不能性交的亲属种类的原因,是原始人逐步发现了“近亲结婚”导致的危害。
他也因而认为这是没有任何性禁忌的群婚,发展到有性禁忌的对偶婚原因。进而他推论,
一夫一妻制是由于对偶婚不能性交的亲属类别增多,使得能性交的异性减少而产生的。
但是,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那么最终的一夫一妻制将会允许女人和没有任何亲属关系,
且远到而来的陌生男人性交。而这恰恰是欧亚大陆各种典型的单夫制文化严令禁止的。
同时,历史上许多一夫一妻制的社会中,近亲结婚也非常的普遍,甚至由于财产继承的因素在社会上层中被提倡。
比如说和恩格斯同时代的英国生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就和他的表妹结婚,生了10个孩子,其中7个活到成年。
再比如在中国的某些农村里,直到21世纪,“表哥”或“表妹”仍然有性伴侣或情侣的概念。
那么,一夫一妻制最终没能作为一种对偶婚性禁忌的高级阶段,达到避免近亲结婚的效果。
因而我们得出结论,一夫一妻制并非直接由对偶婚产生,也并非为了避免“近亲结婚”而产生。
而第四章中讲到,当前的数据表明,在农业社会中,犁的产生是使得这个社会采用单偶制的最重要因素。
且,上述统计数据也表明,这也决定了农业生产主要由男性完成。由于参与与主导了农耕的人,
在私有制农业社会中会获得较强的经济实力,与较高的社会地位,我们推论,犁的产生使得男性的社会地位高于女性。
而按照第八章的推论,“男性的社会影响力(父权)越强,社会就越接近性保守的一夫一妻”。我们进一步推断,
犁的产生在私有制农业社会中导致了一夫一妻制。
因而,我们通过上述农耕社会发展的事实,进行一个更加广义的推论:
一夫一妻制并非对偶婚直接演化而来,而是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的,且这样的生产力发展导致了男性社会地位的提高。
另一方面,既然不能性交的亲戚,不是由于“发现‘近亲结婚’的危害”产生的,那么这又是是怎么产生的呢?
第三章通过“永恒的基因”推论,性行为在任何社会中,只要导致了生育,就必然代表着某种责任。
而恩格斯又在《家庭》中讲到了,不同的亲属称谓,是由不同亲属所需要承担的不同责任产生的。
因而,在上述印第安社会中,这些亲属不能性交,是因为这些亲属需要承担的责任,与性伴侣所需要承担的责任冲突,
使得男女双方又是亲属,又是性伴侣的情况下,无法同时完成这两种社会关系,在他们的社会中需要承担的所有责任。
而“责任”的本质,从经济学的角度上讲,是谁来产出,产出多少,和由谁消费。可是在纯粹的原始公有制社会中,
任何人的产出可以被任何人消费,因此不存在责任的冲突。因而,原始公有制逐步过渡到私有制的过程,
产生了责任的冲突,进而产生了不能性交的亲属类型。这也从侧面解释了为什么在一些群婚的民族或部落中,
就连母子,父女之间的性关系都没有被排除。
由于责任冲突而产生的性禁忌同样也存在于现代社会,比如在现代的企业中,具有合作关系的同事,
尤其是直接的上下级,往往非常忌讳有性关系,包括公开的夫妻关系。以至于这样的性关系,容易被别的合作者怀疑具有
“性贿赂”的嫌疑。类似的,由于不同的社会关系所代表的责任产生冲突,导致人类社会行为受到限制的现象,
在别的领域也普遍存在。比如说,一些经常去一家店吃饭的人,很忌讳与店员结识,甚至不愿意店员表现出对他偏好的了解。
这是因为这些人担心他们和店员建立别的社会关系后,他们原有的顾客与店员的关系会受到影响。
这里由于性行为和生育产生的责任,其具体的形态由社会的实际情况决定,
但是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通过和自己有血缘关系,且更加年轻的人类个体,来延续自己的基因。这点在第三章中有所提及。
【第十章:重新定义不同的生殖策略】
本章概要:
- (本章定义了“多夫多妻”,“一夫多妻”,“一妻多夫”,“一夫一妻”,和“性开放”)
- (后面的章节中使用这些词,以及它们的定义)
前面的章节中批判性的继承了恩格斯与摩尔根对于不同生殖策略的论述。
论证了原始公有制下人类确实会实行多夫多妻式的群婚,而在私有制下,由于两性有着不同的生殖利益,
使得具体的生殖策略为两性博弈的产物。为了方便后面章节中的讨论,我们需要重新定义名词:
多夫多妻:多个男人与多个女人组成一个大的家庭或部落,共享财产,并共同养育他们的后代。
这个概念,对应着《家庭》中的“群婚”。
一夫多妻:一个男人与多个女人组成一个大的家庭或部落,共享财产,并共同养育他们的后代。
一妻多夫:多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组成一个大的家庭或部落,共享财产,并共同养育他们的后代。
在藏族的多夫多妻的生殖策略中,一妻多夫现象比一夫多妻更加普遍。笔者认为,这可能是由于女性的性功能,
和性力比男性强,使得当一个部落,或者多夫多妻家庭中两性数量相等,且地位平等的情况下,
女人们会由于难以得到性生活的满足而产生纷争,最终破坏了这个部落,或大家庭的稳定与团结。
如果这个推论成立,就意味着,女人之间仍然会为了争夺优秀男人的精子,而产生性嫉妒。
这是这样的性嫉妒,不会有男人为了保证某个女人怀上自己的孩子,或是保证用自己的财产来养自己的孩子,
而产生的性嫉妒那么强烈。另一方面,这也可能和男人单个阿尼玛,女人多个阿尼玛有关。
一夫一妻: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组成一个家庭,共享财产,并共同养育他们的后代。
在后文中,一夫多妻和一夫一妻统称为“单夫”。
性开放:在男女双方没有社会所规定的性禁忌的情况下,任何人可以和任何人性交,
当生下孩子后,孩子由承认其母系,或父系血统来源于他/她的人,用自己的私有财产养大。
这个概念大致对应着《家庭》中的“对偶婚”。
要注意的是,“多夫多妻”与“性开放”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即,多夫多妻制中的性伴侣通过共享财产,
来养活他们共同的孩子,而性开放中的性伴侣不共享财产,他们只负责用他们的私有财产,去养活自己的孩子。
在这个过程中,性伴侣可能共同协作抚养孩子,也可能只有一方负责抚养孩子。
【第十一章:汽水瓶盖理论】
第四和第九章引出了一个疑问:为什么在犁产生前农耕为两性共同的工作,
但是犁产生后却变成了主要由男性完成?
让我们来看一个和农耕无关的,现实生活中的案例:
当一群男生和女生一起出游,他们都买了汽水,这时候,女生可能会出现拧不开瓶盖的情况,
她们会毫不犹豫的请边上的男生帮忙拧,甚至为了勾搭男生有意的这么做。
而力气小的男生则会把拧不开瓶盖当成一种耻辱,不愿意找别的男生帮忙。
我们把这个现象归纳为《汽水瓶盖理论》:
当两性异形对于两性各自的生产效率存在显著影响,且一个社会只需要50%甚至更少的人进行主要劳动,
就可以保证所有社会成员有足够的生活资料时,为了提高生产力,工具的制造往往仅考虑生产力较有优势的性别,
从而把劣势的性别排除在生产以外,进而导致劣势性别在经济上依附于优势性别。
进而使得优势性别可以迫使劣势性别,按照符合自己利益的性交策略性交。
具体到上述的拧瓶盖案例中来讲,首先,在正常情况下,成年男性的上肢比成年女性强壮2到3倍(两性异形)。
而在郊游活动中,男生们不光有足够的时间和力气拧开自己要喝的汽水的瓶盖,
还有足够多的空余时间和力气帮助同行的女生们拧开他们要喝的汽水的瓶盖(只需要50%一下的人进行主要劳动)。
而另一方面,瓶盖越紧,汽水的保质期就越长,因而生产厂家为了汽水的质量,会尽量的把瓶盖做紧
(社会为了提高生产力)。那么这时,生产厂家只要不把瓶盖做到连男人都拧不开,男人和女人就都能喝上汽水
(劣势性别被排除于生产以外)。最终,使得上述的男生帮女生拧开瓶盖的现象频繁出现
(劣势性别在经济上依附于优势性别)。久而久之,女生请求男生帮忙拧开瓶盖,
成为了一种女生向男生示好的文化(社会的文化要求劣势性别以符合优势性别利益的方式表达性交的意愿)。
要注意的是,在生产厂家探索合适的汽水瓶盖紧度的过程中,并不会去关心,甚至完全不了解,
当汽水被出售后,到底是女人自己拧开了瓶盖,还是男人帮女人拧开了瓶盖,或者是两者的百分比。
因为只要最后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能喝上开了瓶盖的汽水,那么提高瓶盖的紧度,
就只是在通过延长保质期来增加生产力,而不是让人拧不开而降低生产力。
在更加广义的社会层面上,“汽水瓶盖”有着如下的产生过程:
1、当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所有的人都必须去参与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比如粮食),才能使得生活资料充足。
比如在非洲技术落后的地区,人们至今还在用木棍犁地[1],效率比犁和拖拉机低得多,因而所有人,
不论性别都必须参与农业生产。
2、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并不需要所有人都从事上述生产,也能使得基本生活资料充足。
在农业社会中体现为犁的发明。
3、社会为了使用最少的人力且获得最大的生产力,只让最具有优势的人去从事生产,
其余的人从事别的辅助性行业。
犁发明后,由于男人比女人力气大,更加能用手控制好犁,使得犁地的速度更加快,
犁出来的渠更加的直。在社会只需要大概一半及以下的人参与农耕的情况下,
完全由男人接手农耕为社会提供了最大的生产力,使得农耕最终完全由男人接手。
这个过程可能是通过市场决定,也可能通过特定的制度决定,但是实现过程不重要,因为不论过程是怎么样的,
最终提高生产力的目的是不会变的。
4、生产工具存在某种性状,这种性状的值越高,生产力越高,但是也会使得之前没有优势的人更加没有优势,
甚至无法从事上述生产,或者即便还能从事上述生产,也由于竞争产生的马太效应而被排挤出生产。
最终,劣势群体只能从事辅助行业。
比如说,从木犁演进到铁犁的过程中,犁的质量变大,抓地力变强,因而犁出来的渠更深更直,
但是这也使得使用犁需要更加大的力气,因而男人的优势更加明显,女人的劣势也更加明显,
久而久之女人无法进行主要的农耕活动,使得她们必须依附与男性得到生活资料,
也使得她们的劳动变成了辅助性的做家务,与为家庭成员织布(如中国农业社会中的“男耕女织”)。
5、久而久之,社会产生了歧视性的文化,并通过制度规范化。
比如社会开始严格的实行单夫制,并且通过制度和刑法要求女人保持“贞操”,从而保证女人剩下的孩子,
一定继承了给她提供生活资料的男人的基因。
相关的资料:
[1] 木棍犁地: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igging_stick
【第十二章:对于父权产生机理的深度探究】
“汽水瓶盖”理论大致解释了父权产生的机理与过程。而使得父权产生,
且使得女人放弃她们在生理上所偏好的多夫制,或性开放生活方式的最重要的一步在于,
女人由于“汽水瓶盖”的作用,普遍丧失通过自己劳动来谋生的能力,使得女人必须依附于男人才能获得生活资料,
因而作为交换条件,男人必须保证女人生的孩子为自己的孩子,而不是别的男人的孩子。这帮助男人在私有制下,
规避掉了用自己的私有财产帮助别的男人养孩子的风险,使得自己通过和自己共享1/2基因的儿子或女儿,
来延续自己的基因。因而男人不允许自己的女性性伴侣与别的男人性交。
在第六章中我们已经论述了,两性的生殖利益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女人希望短时间内与多个男人性交,
而男人希望和自己性交的女人永远不和别的男人性交。这使得父权社会中即便是存在先进的避孕技术,
男性仍然也会强烈的反对女性与别的男人性交。这样的倾向最终产生了父权社会普遍存在的“贞操”观念。
其代表是古代中国与古代欧洲的处女崇拜。即,男人希望自己能迎娶处女,
且非处女或者改嫁的女人婚后的社会地位都会明显的低于处女。
由于“贞操”观念禁止女人与不同的男人性交,社会必然产生单夫制的生殖策略。且由于哺乳动物性别比接近1:1,
以及男性的单偶倾向,使得单夫制社会的主体为一夫一妻,只有极少数富有的男人拥有多个妻子。
由于女人在经济上依附于男人,父权社会在产生一夫多妻的现象的同时,也必然会普遍的产生卖淫的现象。
这是因为,在马太效应的作用下,私有制社会的财富必然是按照指数函数分布的。
这使得女人在必须依附于男人获得生活资料的情况下,少部分的男人能养得起许多的女人和她们的孩子,
这些人以一夫多妻的生活方式生活,绝大多数的男人能在1:1的性别比下,争取到一个女人结婚并且生子,
这些人以一夫一妻的生活方式生活,最后极少数贫困的男人没有能力养活一个女人和她的孩子,这些人终身单身,
而那些没有能够找到依附对象的女人,由于对于她们而言通过别的普通劳动获取生活资料的机会并不多,
使得她们为了生活而选择卖淫。卖淫在本质上满足了男人偶尔产生的,被动的,性开放生殖策略,
这在第五章有所提及。
这里,我们还需要反驳一下恩格斯关于一夫多妻源于奴隶制的观点。这个观点不成立,是因为社会对于生命健康权,
自由权等权利所代表的“人权”的维护,直接取决于社会合作的复杂程度,社会合作复杂程度越高,
社会就越维护“人权”。具体的原因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讨论。因而,不尊重人权的“奴隶制”,
到尊重人权的“自愿雇佣”之间,只存对于人权维护的量上的差异,而非本质上的差异。这使得“奴隶制”,
以及“奴隶制社会”不可能存在准确的定义。比如说,被普遍认为实行“奴隶制”的古罗马社会中,
40%的人口都是被称之为“奴隶”的劳工,但是古罗马社会却不断的在制定保护他们生命健康权的制度,
尤其是男性奴隶。而被普遍认为不实行“奴隶制”的古代中国社会中,主要的生产由自由民完成,
但是社会上层仍然有着可以随意杀害的“家奴”。因而“一夫多妻源于奴隶制”这一推论,
受限于对于“奴隶制”的精确定义,而无法具有说服力。
除了社会实行私有制,以及“汽水瓶盖”的产生以外,社会高度合作化使得接生员作为一个专门的职业产生,
也是实行单夫制的必要条件。这是因为,不同于别的动物,人类婴儿的体型特别的大,
使得女人生育本身并非完全是先天行为,往往需要别的人的帮助,不然很容易难产。
那么,在没有专业助产师的情况下,只与一个男人性交的女人在临产时得到的帮助,
不会有与多个男人性交的女人那么多,因为别的男人知道这个女人的孩子一定不是自己的。
那么,只与一个男人性交过的女人就有更大的概率难产,使得女人和婴儿都会可能有生命危险。
【第十三章:对于两性平等产生机理的探究】
如果上述的“汽水瓶盖”不产生,则女人的经济会趋于独立而不需要依附于男人。在这样的情况下,
女人可以选择仅仅靠自己养活孩子,或者和不同的男人养不同的孩子。
但是,如果她要说服某个男人和她一起养某个孩子,那么她就必须说服男人,那个孩子的父系血统来源于他。
这样的说服在没有亲子鉴定的时代,只能通过一段时间内的性保守来完成。
这样的现象普遍的存在于游牧民族的社会中。在匈奴,羌族,与蒙古族社会中,女人的社会地位普遍偏高,
而且往往婚前性行为非常的开放,同时非婚生育普遍且被广泛接受。另一方面,不同于农耕民族男人的处女崇拜,
游牧民族的男人希望能迎娶婚前与多个男人性交过的女人,而且女人婚前性交过的男人越多,丈夫婚后越感到光荣,
但是婚后丈夫就不再允许妻子与别的男人性交[1]。同时,他们也往往实行夫兄弟婚,即一个兄弟死后,
他的妻子自动的成为另一个兄弟的妻子。如今的《蒙古国婚姻法》仍然规定,婚姻实行一夫一妻,
但是婚姻双方不得威胁与歧视任何一方婚前就有的孩子,以及非婚生子。如果产生类似情况,
那么地方行政长官有义务保护孩子[2]。
产生这样文化的根源在于,游牧生产中,人只需要管好羊群,并且会骑马。
这两者对体力的要求都没有农耕社会中犁地之类的工作那么大。从而产生父权的汽水瓶盖无法产生,
这保障了女人在经济上的独立。而夫兄弟婚则在女人偏好多偶及性开放的情况下,
使得生命垂危的兄弟愿意通过自己的侄子与侄女和自己共享的1/4的基因来传承自己的基因。
同样,女人婚前性开放,婚后性保守的生殖策略也可以从经济的角度上解释。对于一个经济独立的女人,
她或许有能力独立的抚养一两个孩子,但无法达到替补出生率。因而当孩子多后,她就需要男人的帮助。
因而她需要通过父权式的婚姻,以及婚后的性保守,来向男人证明她婚后生的孩子是男人的后代。
相关的资料:
[1] 匈奴的婚嫁习俗:
http://www.360doc.cn/article/62146_166801657.html
[2] 参见《蒙古国婚姻法》第五章第二十五条:
http://mn.china-embassy.org/chn/lsfw/mggxgflfg/t173466.htm
【第十四章:对于母权产生机理的初步探究】
由于母权社会并非当代社会的主流,我们只能对于其形成机理进行初步的探究并且形成假说,
并且用我们观察到的事实论证。首先,我们发现,母权社会中女人往往都参与大量繁重的劳动,
这种现象不仅仅产生与《家庭》中所提及的北美部分印第安人母权社会,也出现与汉藏人中摩梭族的母权社会。
而汉语语族和欧洲人的父权社会中普通女性极少参与繁重的劳动。但是,不论是在哪种社会中,
女性都在生养孩子,尤其是照顾婴儿的过程中充当主要角色。因而我们推论:
母权的产生基础,是由于女性拥有能分泌乳汁的乳房,而男性没有,
使得能分泌乳汁的乳房如同强壮的肌肉一般产生了“汽水瓶盖”。只不过,
这种类型的“汽水瓶盖”利于女人而不利于男人,因而产生了母权,而非父权。
如果上述推论正确,那么母权形成的过程很有可能是这样的:
当私有制刚刚产生的时候,生产力并不发达,使得所有的人,包括怀孕期与哺乳期的女性,
都必须参与繁重的工作,才能产出足够的生活资料,使得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生存下去。
这导致劳动工具与社会制度的制定,必须同时考虑到男人和女人的生理情况,
使得母权社会中男性的肌肉力量,不可能如同父权社会那样发挥巨大的作用,也使得女性在经济上独立于男性,
因而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足够的生活资料来养活自己,以及自己的后代。但是另一方面,
由于生产力已经高于财产公有制的原始社会,使得照顾孩子这一工作,
不再需要像原始社会这样通过两性共同协助来完成,或者说,男性照顾孩子的重要性大大下降。在这样的情况下,
女人由于不需要依附于男人,以及为男人养孩子的方式获得生活资料,使得女性多性伴侣现象普遍,
也使得男人无法确定自己的女性性伴侣是否生下了自己的孩子,但却能确定自己同母的姐妹们生下的侄子们,
平均上和自己共享了1/8到1/4的基因[1]。因而男人们为了侄子侄女们能得到更好的照顾,
把自己生产的剩余更多的交给自己的同母姐妹们,而非自己的女性性伴侣们,从而产生了母权。
同时,由于女人在生理机能上希望引发精子竞争来获得更加优秀的后代,
以及女人知道自己生下来的孩子必然是自己的,使得社会的生殖策略,在女人的主导下,从原始社会的家族,
部落内群婚,发展为除了有性禁忌的人以外,任何人都可以随意性交的性开放。
我们在至今仍然处于母权社会的摩梭族社会中看到的财产分配现象是,财产私有且按照母系继承,
男人并不把自己的财产给自己的性伴侣,而是给了自己的姐妹们。同时,他们作为姐妹的孩子们的舅舅,
像父权社会中的爸爸一样教孩子们各种技能,同时舅舅的财产也由他的侄子与侄女们继承。
从博弈论和“永恒的基因”的角度上分析,摩梭族男人这么做,
是在不知道自己的女性性伴侣是否生下了自己的孩子的情况下,通过自己的侄子与侄女们与自己共享的1/4的血统,
最大化了为自己的基因牟利的确定性。大化革新(公元7世纪)前的日本平民阶层,
也普遍实行类似摩梭族走婚的“访妻婚”[2]。这种生殖策略,在日本逐渐受到中国影响,以及父权崛起后逐渐没落。
另一方面,母权社会中的政治权利仍然掌握在男性的手里,而且男性对政治的掌控延伸到了日常生活中,
比如摩挲族的家庭中,财产由女人们掌控,而迎宾礼节由男人们掌控。这是因为人类的政治是暴力的延伸。
由于男性心理上的攻击性,生理上的移动速度,与力量上都比女性强,使得男性在暴力行为上相比于女性的优势,
比男性在农耕与搬运上相比于女性的优势更加的明显。但是由于经济是政治的基础,
在这些产生母权汽水瓶盖的社会中,女人仍然有着间接的政治与军事的决定权。
比如《家庭》中记载的一些北美印第安人的母权社会中,女人们可以随时更换酋长,
并且决定自己的儿子是否参与某一场战争。
前面已经讲到在男性通过肌肉力量产生的父权汽水瓶盖的社会中,女性仍然承担着照顾孩子的主要责任。
既然如此,为什么父权的汽水瓶盖最终会压倒母权的汽水瓶盖呢?这是因为,虽然说生活资料的生产,
与生养孩子都是一个人类社会延续所必须的行为,但是生养孩子的行为必须在有足够生活资料,
使得抚养者和孩子都能够生存的前提下进行。因而,当男性通过肌肉力量产生的父权汽水瓶盖,
与女性通过乳房与子宫产生的母权汽水瓶盖同时存在的情况下,父权必然战胜母权,使得社会成为单一的父权社会。
这也就是为什么研究发现,农业社会中犁的出现是决定一个社会多偶还是单偶的重要因素。
通过对于大化革新前日本母权社会,当代摩梭族的母权社会的研究,笔者认为,
母权很可能是通过一种“从妻居“的形式过度到父权的。在这些社会中,女孩可以在她家的女性长辈认可的情况下,
带着她的男性性伴侣较长时间的居住在她家,男方为女方家提供劳力,但是两人仍然可以和别人性交。
这意味着,当女人相对于男人的生产能力开始减弱时,女人需要通过与自己有长期稳定性关系的男人来获得生活资料。
那么当社会产生这种现象时,下一步发展方向将是,作为交换条件,男人不允许女人和别的男人性交,
从而保证自己的劳动产出被女人用于抚养自己的孩子,而不是别的男人的孩子。这就使得社会产生了“贞操”观念。
而当男人的生产能力进一步提高,女人的生产能力进一步下降时,男人将替代女人,成为私有财产的主要拥有者。
这使得家庭结构从原先的“从妻居”变成父权的“从夫居”。且性交策略也完全从母权时代的“走婚”,“访妻婚”,
演变为父权时代的“一夫多妻”,与“一夫一妻”,最终使得父权完全产生。日本从大化革新开始就经历了类似的过程。
而当代纳西族社会父权家庭的产生,则说明纳西族正在经历这一进程。但是,从妻居并没有完全的从父权社会中消失。
比如汉语语族直到现代仍然存在着“上门女婿”的习俗。即,当男性的经济实力远弱于女性,或者女方家时,
男人居住在女人拥有的房屋里,且生下来的孩子跟随母姓,而非父姓。
值得一提的是,农耕生产的生产力,在一般情况下,至少是游牧生产的生产力的10倍。这是因为,游牧生产中,
人类必须通过吃植物的动物获取食物,而农耕生产中,人类可以直接通过植物获取食物。因而,
游牧生产的食物链结构多了一层。由于能量与有机物从食物链底层往上流动的过程中,每一层都会损失掉90%,
使得农耕生产的生产力至少是游牧生产的10倍。在过去的历史中,母权社会往往存在于生产力较落后的农耕民族,
而两性平等社会则普遍存在于游牧民族。因而,我们推论,历史上的两性平等社会形态,
对应着比母权更加落后的生产力状态。即,虽然社会已经进入私有制,但是由于极度低下的生产力,
使得在满足替补出生率的情况下,男性也必须参与到生养孩子的过程中来,
使得女性无法通过子宫与乳房产生母权汽水瓶盖。
相关的资料:
[1] 在统计学上,两性生殖二倍体生物(这里特指人类)的生殖细胞在减数分裂过程中,染色体如何被重组,
服从超几何分布: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ypergeometric_distribution
男女同父同母的情况下,女人的孩子们和男人平均共享1/4的基因,而男女同母异父的情况下,
女人的孩子们和男人平均共享1/8的基因。而如果男人不知道自己的某个女性性伴侣还有几个别的男性性伴侣,
那么男人无法估计出她生下的孩子有多大的可能性,继承了自己1/2的基因。而在当代的母权社会中,
一个人有过几十个性伴侣是很正常的现象。
[2] 大化革新前日本的“访妻婚”: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8%AA%E5%A6%BB%E5%A9%9A
【第十五章:对于父母对子女生殖策略的影响力的探究】
在《家庭》中,恩格斯简略的谈到了19世纪末欧洲各国中父母决定婚姻的情况。有一些国家,
比如当时的法国规定,儿女结婚父母需要签字,但是同时父母不能剥夺儿女的财产继承权,
而另一些国家,比如当时的德国规定,儿女结婚父母不需要签字,但是同时父母能剥夺儿女的财产继承权。
因而,恩格斯认为,私有制下父母对于儿女婚姻的影响力源于财产继承,且认为在上述的两种制度下,
儿女的婚姻都由父母掌控。但是,如果把继承的财产当成子女在遥远的未来的收益,那么从金融学的角度上讲,
这样的收益,由于有着极强的不确定性而拥有非常大的负利息。因而,如果这样的负利息大到让子女不愿意为了财产继承,
而放弃生殖策略的主动权,那么财产继承问题无法成为父母影响儿女生殖策略的主要因素。
最终,各种形式上父母决定婚姻的制度也都将形同虚设,进而走向没落。
(在父权社会中,婚姻,或卖淫是狭义上的生殖策略)
而汽水瓶盖理论已经推导出,当某个性别在经济上依附于另一个性别的时候,
强势的性别可以迫使弱势的性别按照自己偏好的方式性交。因而,遵循同样的思路,在儿女不愿意为了财产继承,
而放弃自己偏好的生殖策略的情况下,儿女在经济上对于父母的依赖,产生了父母对于儿女生殖策略的决定权。
如果这个假说成立,那么社会合作程度越低,父母对儿女生殖策略的影响力越强。
因为儿女很难独立的找到与父母无关的经济合作伙伴,使得父母通过他们拥有的私有财产,和社会关系,
扮演着一种“唯一的雇主”的角色。从而让他们拥有了儿女生殖策略的决定权。反之,社会合作程度越高,
儿女越容易找到与父母无关的经济合作对象,使得儿女对于父母的经济依附越弱,
进而使得父母对儿女生殖策略的影响力越弱。同时,在社会合作程度低的社会中,贫困父母对子女生殖策略的影响力,
也相对于富裕的父母更加的弱。因为贫困的父母相对于富裕的父母,更加难扮演“唯一的雇主”这样的角色。
这样的推论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世纪,以及近代社会中,农业领主以及庄园主能行使“初夜权”。
“初夜权”产生的根源,在于社会合作程度低的社会中,农业领主,而非贫困的父母,扮演着儿女“唯一的雇主”的角色。
从而拥有了操控他们生殖策略的权利。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讲,随着社会生产力不断的发展,且分工与专业化程度提高,
父母对于子女生殖策略的影响力将会越来越弱。这样的推论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社会的婚恋观,
越来越朝着自由恋爱的方向发展。比如说当代中国大陆与台湾社会中,在法律上父母没有儿女婚姻上的决定权或否决权,
而且年轻人谈恋爱都很忌讳父母介入,也尽量不在恋爱场合提及父母。而“见父母”标志着准备结婚。这种习俗,
是新兴婚恋自由观念与传统的婚姻包办观念对抗的结果。而中国大陆社会中,教育界对于青少年“早恋”的恐惧与敌视,
则是传统婚姻包办观念对于新兴婚恋自由观念的反击。
另一方面,母权社会中不存在包含着性保守的,父权式的“婚姻”。因而父母,或家长对儿女性行为的影响力体现为,
如果女孩希望她的某个男性性伴侣长期在自己家中居住,并且不断与自己性交,那么就必须经过她的女性家长的同意,
且男性性伴侣需要为她家提供劳务。这就产生了上一章讨论到的“从妻居”现象。不过,不同于父权社会的婚姻,
这种从妻居并不会直接对双方的性行为产生严格的约束力。
从一个更加广义的角度上推论,
就如同社会合作程度的高低决定了一个社会成员在多大程度上,
掌控着自己的生殖策略的自由一样,别的行为自由权也源于高社会合作程度。
当然,本文不会深入讨论这一问题。
【第十六章:父权与母权在历史中的博弈】
前面几章中对于父权,母权,与两性平等社会中两性的博弈分析,以及所产生的生殖策略的分析,
再一次论证了这样一个结论:
在私有制的社会中,父权越强,则社会越倾向于性保守,并且实行单夫制,
由于两性数量趋向于1:1以及男人心理上的单偶倾向,单夫制意味着社会中绝大多数的人以一夫一妻的方式生活,
只有极少数富裕的男人拥有多个妻子,同时,社会产生各种文化与制度,来保证女人只和为她提供生活资料的男人性交。
而母权越强,社会越倾向于性开放,任何男人可以和任何女人随意的性交,反之亦然。
只要性行为在这个社会中所代表的责任,不与这对男女别的社会责任冲突即可。
我们发现,就像父权社会通过伦理道德和社会制度维持单夫制与性保守一样,母权社会也会产生一套社会制度,
用于维持有利于女性生殖利益的性开放。比如在摩梭族的母权社会中,男女在白天时通过交谊舞会勾搭,
并且相互表达渴望与对方性交的愿望后,男人必须要在日落后去女人家性交,并且在第二天黎明前离开。
这样的性交制度使得男人不会直接或间接的知道,哪个男人在和自己共享性伴侣,
因而避免了男人由于共享性伴侣产生的嫉妒,维护了私有制下性开放社会的和谐与合作,
也保证了男女双方在情投意合的情况下可以随意的与任何一个异性性交,从而巩固了性开放的生殖策略。
我们将这样的制度称之为“狼人杀制度”,因为就如同狼人杀游戏中不让“村民”知道,
谁是在“黑夜”中杀了“好人”的“狼人”一样,摩梭族的制度利用真正的天黑,防止男人直接或间接的知道,
谁正在和原先与自己性交过的女人性交,使得白天的交谊舞会仍然可以友好的进行。
同时,就像父权社会中会产生女人需要性保守的“贞操”观念一样,摩梭族这样的母权社会中也会产生比如
“姑娘们是大家的”因而男人不能相互嫉妒的,维护性开放的道德观。
母权社会与父权社会最大的不同点在于,母权社会不会使用暴力手段来强制男性遵守性开放的道德观,
正如摩梭族为了巩固走婚而建立的“狼人杀”制度仅仅通过天黑来避免男人间的嫉妒。
母权社会相对于父权社会更加温和的现象,可能可以用女性先天心理上的攻击性比男性更弱来解释。
既然母权越强,社会越趋向于性开放;父权越强,社会越趋向于性保守,那么我们可以将不同形态的社会,
从绝对母权到绝对父权排列出来,并且比较他们的异同。
绝对母权:
绝大多数的摩梭族,和一半的纳西族:
实行“狼人杀”制度用以防止共享女性性伴侣的男性之间产生性嫉妒,从而维护社会的和谐。财产私有且由母系继承。
当一个家庭缺少女性继承人的时候,需要过继别人家的女儿来继承财产。同时社会犯罪率极低。
部分北美印第安人的母权部落中,女人可以随时更换部落的男性酋长,并且可以随时赶走不愿意劳动的男人。
倾向母权:
印度北方某个部落(具体名字我忘了)的女人结婚后仍然可以和不同的男人性交,
而任何这个女人生的孩子都被认为是她的正式丈夫的孩子。
两性平等:
羌族,匈奴,蒙古等游牧民族性开放与性保守共存:
女人婚前性开放,且女人非婚生子普遍,并被社会普遍接受与尊重,男人以迎娶与多个别的男人性交过的女人为荣,
但是结婚后就不允许女人和别的男人性交。女人往往实行“夫兄弟婚”,即正式丈夫死后,
女人自动成为另一个兄弟的妻子。
倾向父权:
《家庭》中某些北美印第安人部落的“母系父权”:
男女可以结对同居,同居过程中男人严禁女人与别的男人性交,一旦发现并严厉惩罚。但是生下孩子后,
孩子跟随母系,且由女人养大。然后两人还可以再去找别的人同居。
《旧约圣经》中犹太人作为半游牧,半农耕民族的情况下,在反对性开放的同时,实行游牧民族式的夫兄弟婚。
已经去世兄弟的妻子生下来孩子,被算为已经去世的兄弟的孩子。
绝对父权:
父权社会产生了各种反对女人“约炮”,“出轨”,“改嫁”,而支持“忠贞”的观念与制度。
其目的在于限制女人的性开放与性自由。同时,不同于以摩梭族为代表的绝对母权社会,
绝对父权社会往往通过暴力惩罚性开放的女人,或者以牺牲女人的生命健康为代价维持女人的性保守。
比如:
苏美尔人:对有多个丈夫的女人实行石刑(类似的制度,在中东至少延续到耶稣基督的时代,
并且仍然影响着当代的穆斯林社会)
基督教:贞操锁
印度教:丈夫死后妻子自焚
伊斯兰教(中世纪阿拉伯人):如果妻子被发现通奸,则丈夫有权将妻子终身锁在家中,直至去世
儒家文化圈:骑木驴
古希腊雅典:家中有男客人时女人必须回避,富家女人不能随便出门,且出门必须要有女仆的跟从。
其中,古雅典社会与中世纪阿拉伯人社会并非农业社会,而是商业社会。
商业社会必然不是通过犁耕产生父权汽水瓶盖的,笔者个人认为,更有可能的原因是,经商必然需要运输,
在只有船与马车的时代,男人的体力使得男人在搬运上具有明显的优势,从而产生汽水瓶盖。
而中世纪欧洲社会虽然名义上实行“一夫一妻”,但实际上富有的男人们往往视自己的女奴和女仆为情妇,
或者通过“情婚”迎娶别的妻子。且私生子没有财产继承权,这一惯例在德国容克贵族阶级中转变成为,
只有嫡长子才能继承财产,别的孩子们需要离开封地,与别的领主决斗,胜利后掠夺他们的土地。
得到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认可后,他们在名字的中间加上“Von”,才能重新成为贵族。因而,
欧洲中世纪的“一夫一妻”,实为汉语语族式的“一夫一妻多妾”。
但是,传统的绝对父权社会没有对男性产生严格的性保守的要求,男人嫖娼,在比如古中国,古欧洲,
和古印度这样的典型高度父权社会中被合法化,且仅仅被视为一种懦弱的行为。但同时,
出于对女性的性保守道德观的要求,男性与没有婚姻关系的非妓女的女性性交仍然被严厉禁止。
于是,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母权用于维护性开放的制度相对较为温和,而父权用于维护性保守的制度相对较为暴力。这种现象可能的成因是,
在性保守社会中过性开放生活,比性开放社会中过性保守生活,更加容易破坏社会秩序。
同时,父权与母权社会有着不一样的群体行为,父权社会有更强的攻击性,在历史上,往往农耕的,
父权的社会可以产生长久且持续的扩张(汉语语族,欧洲人)。两性平等社会只能在非常有限的历史时期内扩张,
然后衰退(蒙古,匈奴)。而母权社会则人口稀少,几乎没有扩张的历史记录,并且犯罪率极低。
父权社会的攻击性可能产生于两种因素:
1、男性先天上比女性具有更加强的攻击性,且父权社会中文化,经济,政治同时被男性主导。
2、由于人类的多偶制倾向与父权社会的一夫一妻制的矛盾,导致男性的性欲望无法被正确的疏导,
从而导致了男性更加强的攻击性。
当然,父权社会能否成功的扩张,以及能否成功的将其父系Y染色体大规模的渗透到别的族群中,
还取决于地理环境和历史机遇。在上述绝对父权中,只有汉语语族和欧洲人在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
成功的将本族群的父系Y染色体以20%以上的规模渗透到了别的族群中。但仅仅只是这两个族群的扩张与渗透,
以及在“4.2千年气候异常现象”[1]中,原始印欧人游牧民非侵略性的扩张[2],
就决定了第四章讲到的当今世界的人口分布情况。
同时,我们也发现,在同一种类型的社会中,要求社会成员性保守或者性开放的理由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是,
不管文化怎么变化,他们最终达到的目的是一致的。这样的现象,也充分说明了人类的各种文化,
只不过是人类按照其本性进行博弈形成某种平衡后,通过理论将这种平衡合理化的产物。因而性伦理,
或者广义上的生殖策略,则是第三章中阐述的,“永恒的基因”在各种生产力状态下博弈的结果,
其本质上是种生产关系。举例来讲,儒家文化通过“女德”要求女人性保守,
而基督教通过《圣经》中的某些章节要求女人性保守,但是最终,都达到了要求女人性保守的目的。
同样,不同的博弈平衡会产生不同的文化。比如,在父权开始抬头,母权开始衰落,
但是还没能形成针对女性的性保守道德观的社会中,男性会通过“产翁”[3]这样的方式,
来宣布自己承认孩子的父系血统来源于自己。再比如,对比近代中亚伊斯兰教社会,近代朝鲜社会,
与近代日本社会这三个典型的绝对父权社会的性羞耻观念。我们发现,即便是性羞耻观念也是由后天的文化形成的。
中亚伊斯兰教社会中,女人除了眼睛以外,身体的其他部分全部都是“羞体”,可是传统朝鲜社会中,
女人不仅仅可以和男人们一样露出自己的脸和手臂,处于哺乳期的女人为了哺乳方便,
甚至还穿着露出乳房的“露乳装”[4],使得“露乳装”成为彰显女人身份与地位的象征。
而同为儒家文化圈的日本人则认为,女人露出乳房非常的羞耻,并且在朝鲜日治时期禁止了朝鲜的这项习俗。
而产生这种现象的原理,和“道德观绑架学术”的原理是相同的。
人类的动物意识会在人的生活场景中给人制造意愿,如果人无法理性的去理解动物意识的本质,
人的理性就会被动物意识控制,并成为动物意识达成意愿的工具。这时,人会寻找他的生活场景中所能接触到的,
并被别的社会成员认同的学术理论,并用这样的学术理论来论证动物意识的意愿是合理的,
是应该受到别的社会成员的支持的,从而促使别的社会成员帮助他来达成意愿。这使得:
生产力基础直接决定了生产关系(在两性博弈中为生殖策略),但是相互独立的文化,却可能用完全不同的理论,
来解释为什么这样的生产关系是合理的。
另外,武士社会是一种特殊的父权社会。即,如果一个社会经常的参与战争,那么不论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如何,
这个社会必然是父权社会。这是因为,格斗需要力量,移动速度,和心理上的攻击性。
而男性在这三点上相对于女性有着显著的先天优势。那么这时候,格斗作为一种用于掠夺别的人类,
且防止被别的人类掠夺的“生产”,更加容易形成有利于男性,而不利于女性的汽水瓶盖。
上述的推论可以被历史事实证实,比如蒙古帝国建立前,受到金朝“杀丁政策”迫害的蒙古人,
通过被称之为“抢婚”的方式,鼓励男人通过武力获取自己的妻子。
经常经历战争的车臣人和部分北方汉族也有类似的习俗。而同样存在抢婚习俗的彝族人认为,抢婚的形式,
表达了男方对女方的尊重。因为这意味着女方并非“嫁不掉而被送出去”[5]。
他们通过“抢”这种武力掠夺的方式来表达尊重,而不是用近代欧洲人那样男方对女方单膝下跪的方式表达尊重,
意味着他们认为,武力掠夺是一种比谦卑的请求更加优雅的行为,而这间接体现了武士社会中,
社会对与男性武力的崇敬。
笔者认为,平原上的农耕民族比游牧或狩猎民族更容易演进到武士社会。
这是因为农耕民族在受到攻击的时候不能把田地和农场搬走,但是游牧民族可以牵走自己的牛羊,
狩猎民族可以到别处打猎。这一推论也符合哈佛大学对于原始状态下人类部落暴力行为的统计分析[6]。
因而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农耕民族在把作战过程中将逃跑或投降看成“耻辱”,
而游牧民族则把上述行为看成是求生的明智选择。同时,历史上匈奴,突厥,蒙古这三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
最具有侵略性的游牧民族,虽然产生于不同的族源,但无不例外的诞生与汉语语族聚居地的北方,
且在扩张前都有和汉语语族进行长期拉锯战(匈奴,突厥),或者受到汉语语族军队迫害(蒙古)的历史[7]。
而不同于汉语语族,别的一些农耕父权社会,比如印度和日本,则演进出一套文化和社会制度消磨攻击性,
维护社会的和谐与次序[8]。
相关的资料:
[1] 4.2千年气候异常现象使得农业文明经历了短暂的衰落:
https://zh.wikipedia.org/wiki/4.2%E5%8D%83%E5%B9%B4%E4%BA%8B%E4%BB%B6
[2] 印欧人在4.2千年事件中的扩张没有并没攻击青铜时代的主要人类聚落,
他们是在古印度达罗毗荼文明由于气候突变向南退缩后才扩张到北印度的(还需更准确的注释):
https://en.wikipedia.org/wiki/Indus_Valley_Civilisation#Climate_change_and_drought
[3] “产翁”习俗在世界各地的民族中都有分布:
https://wenku.baidu.com/view/012521e0b8d528ea81c758f5f61fb7360b4c2b82.html
[4] 朝鲜传统的露乳装:
https://tieba.baidu.com/p/3772594517
[5] 彝族抢婚: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D%9D%E6%97%8F%E5%A9%9A%E4%BF%97#3
[6] 这篇文章的表6数据显示,原始的农耕部落中暴力致死率是狩猎采集部落的1.5至2倍:
https://sites.fas.harvard.edu/~kibale/pdfs/Wrangham2006_Primates.pdf
这篇文章虽然没有讲到游牧部落的情况,但是笔者猜测游牧部落比猎人部落更加的温和,
因为猎人部落在狩猎过程中不断的练习格斗的技能,但是游牧部落则不会。
[7] 虽然说金朝的统治阶级为女真族,但是受到汉化后仍然会采取符合汉语语族利益的政策,
类似的现象也出现在清朝。其典型代表是雍正皇帝的《大义觉迷录》,
以及清朝在汉族地区实行有利于人口繁衍的“摊丁入亩”,在蒙古高原实行遏制人口繁衍的“减丁政策”。
[8] 印度的种姓制度禁止低级种姓以任何方式获取高级种姓的职业,
从而使得印度传统社会中人不可能通过竞争来获取更好的职业或生活,这使得竞争本身受到了遏制。
在日本,长幼观念的运用获得了印度种姓制度差不多的效果。而中国则截然不同,
传统中国通过竞争性的科举制度选拔官员,且在中国的传统儒家文化中,“辈份”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辈份,
而是象征着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笔者认为,鼓励竞争,或是遏制竞争的文化差异是地理因素导致的,
但是本篇文章不展开讨论。
第三篇:展望未来
【第十七章:工业社会和高科技社会终将走向两性平等的性开放社会】
当社会进一步发展,并进入使用能源动力机器作为主要生产工具的工业社会,
和使用计算机作为主要生产工具的高科技社会后,人的体力就不再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了,取而代之的是人的智力。
而两性的智力平均值与统计学分布趋于一致,使得之前农业社会的父权汽水瓶盖消失。因而女性得以大量参加工作,
并获得经济独立。使得父权没落。
在工业社会发展的同时,原有的农业生产正在不断的被工业生产替代。以拖拉机,
收割机为代表的自动化农业器械在20世纪变得成熟并且普及,大大的提高了农业生产的生产力。
紧接着,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农业人口大量的减少,
导致了和农业生活有关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也大幅下降。同时,自动化农业器械的出现,
在本质上把原先存在父权汽水瓶盖的犁耕农业生产,改造成了不存在汽水瓶盖的工业生产。
可是另一方面,母权也不会由于父权的没落而重新产生。这是因为社会的生产力足够发达,
使得在不需要所有人参与生产生活资料的劳动的情况下,所有的社会成员也能拥有足够的生活资料。
因而,有了孩子的女人并不会像母权社会的女人那样,由于生产力低下,
而不得不在孕期与哺乳期内仍然从事繁重的劳动。相反,即便是她们放弃工作,陪伴孩子们成长,
她们仍然可以依赖于男性或社会得到足够的生活资料。或者,她们只是部分的放弃工作,只靠自己的收入,
也能得到足以养活她和她的孩子们的生活资料。这时,社会产生了一种“弱汽水瓶盖”,
即,虽然说两性在生产力上没有显著差异,但是由于女人需要生孩子而男人不需要,
再加上社会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保证女人们在不生产的情况下,社会也有足够的生活资料来养活所有的人。
这使得许多生孩子的女人选择放弃,或者部分放弃工作而去生养孩子。
这时,她们的经济来源可能是像父权社会时那样依附与丈夫,也可能是像法国这样依附于国家的津贴。
中国社会中全职妈妈比例的提高,就是“弱汽水瓶盖”产生的一个很好的证据[1]。
当然,在父权汽水瓶盖消失的情况下,全职妈妈的比例不可能高到父权社会那样,
几乎所有的女人都需要依附于男人为生的地步,这也保证了父权不可能由于全职妈妈比例的升高而重新产生。
综上所述,当两种汽水瓶盖都存在的情况下,由于男人生产生活资料,是女人生养孩子的基础,
使得社会演进为单一的父权社会。但是当女人只有在选择生养孩子的情况下,才会产生的父权弱汽水瓶盖,
与生育与哺乳仍然必须由女人主导的母权强汽水瓶盖共存的情况下,两种汽水瓶盖相互抵消。
这就是为什么,当代社会中的主流观念为“两性平等”而非“父权”或“母权”。
既然工业社会与高科技社会,最终的发展方向将是两性平等。我们推论,保守的性观念,
以及一夫一妻制作为父权限制女人性自由的手段,也将随着父权的没落而逐渐走向没落。
如果两性平等仍然是未来社会的主流,那么通过两性的博弈,最终取而代之的,将会是更加倾向性开放的,
类似与古代游牧民族的生殖策略。
这个推论可以解释为什么当前社会中,在仍然采取一夫一妻婚姻制度的情况下,离婚率不断的升高,
且社会的性观念变得越来越开放,婚前性行为变得越来越频繁,并逐渐的被社会普遍接受。但是,
未来工业与高科技社会的两性平等,与历史上的游牧民族社会的两性平等截然不同的一点是,
前者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的基础之上,而后者建立在极低的生产力之上。因而,
虽然两者都产生了两性平等的社会形态,但是形成机理却截然不同。
相关的资料:
[1] 全职妈妈比例提高:
https://www.zaobao.com.sg/wencui/social/story20170314-735830
【第十八章:我们所处的时代————父权单夫制到性开放的转变阶段】
任何的社会进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随着生产力的进步,
新的生产关系先是在旧的生产关系中萌发,然后再是成长和扩散。于此同时,
旧的生产关系由于与生产力条件无法适应,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甚至降低了生产力。
然后,出于扩大生产力的需求,社会中每个成员之间的相互博弈的结果,必然朝着符合生产力提升的方向发展,
这使得新的生产关系会以指数函数的速度在一个社会中扩张,并迫使统治阶级制定符合新生产关系的制度。
这时,新的生产关系完成了从量变到质变的演变过程。使得旧的生产关系正式成为一种小众的,
不被广泛接受的生产关系,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人的生殖策略是一种生产关系,因为它包含着人类如何通过合作,完成性交,生育,
与抚养后代这些保证人类这个物种能在时空中延续的行为。在此基础之上,
社会的制度与文化赋予参与上述行为的社会成员相应的责任,以确保这一行为能被完成。
那么按照上一章的分析,一夫一妻制代表的是旧的,父权的生产关系,性开放代表的是新的,
两性平等的生产关系。因而,离婚率与单身率的提高,代表着一夫一妻制在父权汽水瓶盖消失的情况下,
由于不符合生产力的需求,而对生产力的限制与破坏。而性开放程度的提高,则代表着符合两性平等的生殖策略,
在当前社会中的萌发与成长。
分析其具体的成因,从欧洲和日本的情况来看,离婚率的不断的提高是由于女人不再需要在经济上依赖于男人,
因而和男人一样,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是否要继续与对方一起生活[1]。
(注意,在父权社会中男人往往有着拒绝与女人一起生活,并立刻赶走女人的权利。
比如说古代中国的“七出三不去”[2]离婚制度,更加倾向于男人以及男性家族的利益,
而古罗马的丈夫甚至有处死妻子的权利,这点在《家庭》中被讨论到。)
而“性经济理论”认为,在男性社会地位高的社会中,女性将性行为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并减少“供应”,
以此从男性身上换区别的资源[3]。这一点,被前面提到的“两性越平等的社会的性观念越开放”这一统计现象证实。
因而,性开放则是由于女人在社会地位与经济实力提高的情况下,相对于父权时代更加自信,
使得她们对于追求自身性欲望的行为更加的具有安全感,也更愿意对自己性行为可能产生的各种结果负责导致的。
这也意味着,父权时代的“贞操”观念随着父权一起没落,使得代表着绝对“贞操”观念的处女崇拜也在没落。
比如说,由于女人可以通过工作养活自己以及自己的孩子,女人不需要通过维持处女状态来说服丈夫,
她生的孩子就是男人的孩子。因而女人愿意,甚至渴望在有避孕措施的情况下与别的男人进行娱乐性性行为。
另一方面,随着女性经济实力的上升,以及知识水平的提升,使得女性即便不接受非婚生育,
也可以有效的通过避孕措施避免非婚生育。最终,上述两点使得性开放以及进行婚前性行为的女性增多,
进而导致男人逐渐放弃必须与处女结婚的观念。
社会的意识形态终将走向两性平等且性开放,因为这是两性平等社会中博弈的均衡点。
我们将会在后面的章节中解释,为什么意识形态必然发展到博弈的均衡点。因而,当“贞操”观念完全没落后,
最终取而代之的,是古代游牧民族式,对于婚前性开放的女人的理解与尊重。
综上所述,在绝大多数国家仍然普遍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大社会背景下,性开放代表的两性平等生殖策略,
仍然没有完成对性保守所代表的一夫一妻制的革命。可是于此同时,量变已经产生,并且最终将走向质变。
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会讨论到质变的各种迹象。
量变所带来的并不只有离婚率提高与性开放,同时还伴随着一夫多妻和卖淫现象的减少,并且非法化。
卖淫现象减少的成因是,当女性经济独立,但是父权的”贞操“观念还没有完全没落的情况下,
女性耻于通过与多个男人性交来获得经济来源,从而放弃这样的生活方式。同样,在贞操观念的影响下,
社会顺应这些女性的需求,将女性卖淫视为男性对女性的“剥削”,并立法禁止。同样,一夫多妻现象的减少,
也源于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经济独立的女性不需要选择经济实力极强的男性作为依附对象。
但是在“贞操”观念尚未没落的情况下,她们仍然会以与多个男人性交,以及非婚生育为耻。
因而,她们仍然会像绝对父权时代的女人那样,渴望寻找单个永久的男性性伴侣来满足自己性欲及生育的需求。
于此同时,社会地位逐渐提高,但是仍然存在“贞操”观念的女性会认为,
在男性要求自己不可以和别的男性性交的情况下,自己也必须要求男性不可以和别的女性性交。因为她们认为,
这样才达到了“贞操”观念下的“两性平等”,及“女权”。因而,一夫多妻的行为也遭到了这些女性的否认。
同样,在”贞操“观念的作用下,社会也将一夫多妻视为男性对女性的“剥削”,并立法禁止。
那么这时,一夫一妻的生殖策略已经不再基于女人对于男人在经济上的依赖了,
而仅仅只是一种维系“贞操”观念的文化现象。
另一方面,女人在自愿性交前,需要拥有对于将来能得到足够的资源,与照顾的信心。
这一特点和父权与母权没有直接关系,而仅仅是因为人类婴儿的体型很大,占女人身体的比重很大,
使得女人在怀孕和生育的时候往往需要别的社会成员的保护,帮助,与照顾。在性开放的母权社会中,
这体现为她的兄弟姐妹们与娘家人对她的照顾,在性保守的父权社会中,这体现为单一男性性伴侣,
与婆家人对她的照顾。而在性保守一夫一妻制社会中,由于经济上已经实现两性平等的社会,
仍然期望男性作为生活资料的提供者,使得女人这种对于被照顾的渴望,会成为一种假性的性嫉妒。即,
女人争夺男人的资源和注意力,而本质上并非不允许男人与别的女人性交。但是,
贞操观念使得女人对于男人的注意力与资源的争夺,以不允许男人与别的女人性交的形式体现出来。
因而,一个经济基础已经达到两性平等,
但父权观念尚未没落的社会,会产生一种独特的主流意识形态,即:
社会把原先仅仅要求女性只与单一男性性交的“贞操”观念强加到了男性身上,
从而产生了两性都被要求性保守的文化与社会制度。
这样的文化与制度特点具体体现在,任何一个性别的卖淫都被视为非法。女人也不再像父权时代那样,
当自己确信自己在家中地位稳定的情况下,愿意帮助丈夫招纳小妾。相反,女人像男人一样,
不允许自己的性伴侣和自己以外的人性交。
由此,我们将这种特殊的生殖策略称之为”性保守一夫一妻制“。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性保守一夫一妻制存在着这样的内在逻辑:
首先是由于父权观念的影响,人们觉得限制性伴侣的性交权是一种自身权利的体现,因而社会地位逐渐提高,
但是思想仍然受到父权观念影响的女人觉得,限制男人与别的女人性交体现了女性地位的提高,就像父权时代,
男人限制女人与别的男人性交彰显了男人的特权一样。于此同时,这样的观念被支持两性平等,
但同时思想仍然受父权观念影响的男人的默认,使得男人和女人都认为,对于任何一个性别,
性保守就代表着两性平等,过性保守的生活意味着维护两性平等。
其次,由于父权时代女人需要在经济上依附于男人,而父权时代持续了数千年,从而产生了非常强烈的,
迫使女人依附于男人的文化。使得不够自信的女人认为,与自己性交的男人和别的女人性交,
就意味着男人可能把原先给自己的资源分配给别的女人。使得自己可支配的资源减少。
因而总体来看,性保守一夫一妻制中社会要求男性性保守的本质,是女人在父权社会下不自信的缩影与残余。
也是两性平等的生产力基础,与父权观念产生矛盾的产物。联合国曾经倡议全世界禁止一夫多妻,
以维护女性的尊严与地位。从这点上来看,性保守一夫一妻制是一个全世界范围内产生过的社会发展阶段。
西方曾经产生过的“性保守女权主义”(或曰“第二波女权主义”)可能和当时西方社会处于这一发展阶段有关。
另一方面,性保守一夫一妻制的萌芽在绝对父权时代就存在。由于人的社会地位最终取决于这个人的经济实力,
而“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本质上都来源于社会对于这个人的信任,使得社会尊重在男人穷困时,
帮助男人致富的女人。比如古中国“七出三不去”离婚制度中,男人可以仅仅因为女人闲话说的多而赶走女人,
但是却不能赶走男人贫穷时就和男人结为夫妻的“糟糠妻”。
相关的资料:
[1] 对于日本离婚率提高的分析,论文开头附带提及了欧洲离婚率提高是由女性经济独立导致的:
https://pdfs.semanticscholar.org/d451/ccc41fbd8d14ec5552d0de6f31219b571df5.pdf
[2] 古代中国的“七出三不去”离婚制度: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3%E5%87%BA%E4%B8%89%E4%B8%8D%E5%8E%BB
[3] 性经济理论: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15582858
【第十九章:性保守一夫一妻制的局限性】
人类作为现代智人这个生物学意义上的物种,产生了大概20万年,全人类在7万年前有一个共同的祖先,
并且现代人类的近期祖先也和现代人类有着类似的生理与心理特点。而按照历史的记录与考古的发现,
一夫一妻和一夫多妻的生活状态,是一直到大约5000年前,甚至更晚的时候才普及的。因而,
人类的心理和生理特点本身,最适应的是群婚,然后是多性伴侣的性开放对偶婚。最不适应的是一夫一妻。
这个推论,已经被女性多个阿尼玛的心理特点,性交时淫叫的生理特点,男性硕大的睾丸与阴茎的生理特点,
以及男性和女性一样可以频繁性交的行为特点,以及原始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群婚所证实。这也可能导致了,
严格的母权社会,只需要通过温和的“狼人杀”制度来维护性开放,而严格的父权社会,
则需要通过各种暴力手段来维持女人的“贞操”。通过性开放的母权社会与性保守的父权社会的对比,
我们也发现前者比后者有着更加温和的社会环境,更加低的犯罪率与侵略性。同时,根据相关记载,
一些生活于性开放的母权社会中的人没有不良的性癖好[1],因而我们猜测,当代主流社会中的不良性癖,
是由于人在一夫一妻制下性欲无法得到正确的疏导而产生的。但是,
当前性保守一夫一妻制存在的问题不仅仅只有这些。
首先,性保守一夫一妻制可能会导致“单身美女困境”。即,越漂亮的单身女人,越难找到男朋友。这是因为,
美女的女性朋友们由于嫉妒或者担心自己喜欢的男人被她吸引,而在社交上孤立她。男人则为了追求她而接近她。
这使得她男性朋友比女性朋友多。这时,如果她公开承认某个男人是她的“男朋友”,
那么别的男人们就会认为已经失去追求她的机会,或者认为继续与她社交会遭到社会的否认,
这使得别的男人们也远离她。这种困境导致美女公开承认恋爱关系等于说毁了自己的社交圈。
因而漂亮的单身女生比一般单身女生有更大的恋爱机会成本,使她更难脱离单身。如果上述推论成立,
这就意味着无法共享性伴侣,限制了现代人的社会交往和合作。
另一方面,在性保守的父权文化下,女人主动表达自己的性欲望被认为是不“贞洁”的行为。
因而,女人往往不敢主动与直接的追求男人。同时,为了维护女人这样的“贞操”观念产生的自尊心,
男人在追求女人时需要帮助女人体现出她是“没有”性欲望的。因而男人只能通过先接近他想追求的女人,
和这个女人做“朋友”,然后再“表白”,以体现女人接受男人与自己性交是出于“伟大的友谊”而非性欲。
由于男人必须先体现自己是女人的“朋友”才能追到女人,男人的文化开始被迫女性化。但是前面讨论过,
持续了几万,甚至几十万年的,女性主导的群婚生殖策略,使得女人的理想男性性伴侣并不是女性化的男人,
而是强壮的,勇敢的,高大的,聪明的,负责任的男人。更准确的说,是在人类两性异形导致的两性分工下,
出色的完成了男性角色的男人。这样的男人,通俗的讲,就是所谓拥有“男人味”的男人。
这使得男人为了能与女人性交,被推入了两难的境地。即,他既要女性化的和女人做“朋友”,
以维护女人在父权文化下由于“贞操”观念产生的自尊心,同时又要体现出自身的男性气质来吸引女人,
让女人愿意和他性交。最终,这使得男人取得与女人性交权的成本大大升高。因而,
帮助男人说服女人与他性交的方法,成为了社会激烈讨论的话题。当前PUA理论与韩国爱情剧,
就是这样的文化现象的代表。
男性在先天上主动性保守,被动性开放的生殖策略倾向,使得男性愿意主动的向阿尼玛妥协,
并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使得自己能与阿尼玛性交,并且共同生养孩子[2]。但是对于别的女人,
他们只有在那些女人主动提出性交,或者被动的体现出她们很有性欲时,才会激起自己的性欲。而且,
男人们不愿意为了和非阿尼玛性交而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男性比女性更加爱看色情片,
但是在一些性保守一夫一妻制社会中的婚后出轨率却低于女性。在父权时代的一夫一妻家庭中,
女性需要向给自己提供生活资料的男性妥协,但是男性则不需要向女性妥协。因而,
即便男人的妻子不是自己的阿尼玛,男人也不会由于不愿意改变生活方式,而不愿意结婚。但是,
在两性平等的一夫一妻家庭中,由于双方都经济独立,但却要一起生活,使得双方都需要向对方妥协,
并改变生活方式。因而只要女方不是男方的阿尼玛,男人就会对婚姻产生排斥心理。这意味着:
原先维护男性利益的一夫一妻制与性保守,在承认两性平等的情况下,就不再是一种维护男性利益的制度了。
最终这也使得男性结婚的意愿下降。
当代另一种文化现象与女性多阿尼玛的心理特点直接相关。在男女已经确立性关系,或者准备确立性关系的情况下,
男人需要不断的制造“浪漫”,或者将自己体现为“英雄”,来弥补女人心理上对于单偶生活的排斥。
这种行为的原理是,让女人暂时产生自己的男性性伴侣,符合自己所有阿尼玛形象的幻觉[3]。
因而,对于过度浪漫的爱情生活的追求,也可以视为女人对性保守的单偶婚姻的反抗。当然,这样的反抗,
在有利于女性的,性开放的观念产生前,不会以一种明确反对一夫一妻制,以及明确反对性保守的形式存在。
综合前面几点,许多女人仍然像父权社会时一样,认为不结婚就不能生育,非婚生育可耻,
让别人发现自己的性欲望可耻,主动向男人提出性交的要求更加的可耻。
进而导致这些女人没有办法主动的去追求心仪的男人,甚至被动的接受自己心仪的男人的追求,并且与其性交。
可是,女人同时有着多个截然不同的阿尼玛这一特点告诉我们,女人的多性伴侣倾向,
使得女人渴望同时得到许多个截然不同的性伴侣,这又和单夫的婚姻制度相矛盾。
使得女人由于难以找到可以同时符合所有阿尼玛的男人,在潜意识上产生了对于婚后单偶制生活的排斥,
导致女人在结婚的问题上患得患失,甚至不愿意结婚,这样的情况在漂亮女性中更为明显[4]。而另一方面,
由于父权汽水瓶盖的消失,父权的生产力基础没落,使得男人已经没有了通过女人对自己的经济依赖,
而控制女人性行为的能力,这使得男人也更难不通过上述,即“女性化”又“男人味”这样矛盾的方式,
找到愿意与其性交,或者像父权时代那样结婚的女人。
最终,上述的困境直接导致了结婚年龄推迟,单身率和离婚率的提高,
从而间接成为了社会生育率的下降的一个因素。中国的电影《一句顶一万句》,
从侧面描绘了中国的一夫一妻制限制女人离婚,去寻找更好伴侣的社会现象。
工业与高科技社会中女性由于生养孩子,而产生的”弱汽水瓶盖“效应,更加直接的导致了低生育率和生育年龄的推迟。
女性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提高后,就面临一个生养孩子的机会成本的问题。即,是去养孩子还是去工作?
父权社会中的女性由于汽水瓶盖的作用,除了生养孩子以外没有别的选择。于是她们只能选择生养孩子。
而当父权经济基础消失,进入性保守一夫一妻制后,女人们有经济基础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
比如如果被丈夫逼着生养孩子就离婚。而生养孩子,就意味了她要放弃自己原先的工作,以及原有的生活方式。
因而相比于父权时代,性保守一夫一妻制中的女人,有着更加大的生养孩子的机会成本。
再加上女性获得经济上的独立,使得希望要孩子的丈夫也没法强迫妻子生养孩子,最终使得生养孩子的女性数量减少。
这种机会成本,在宏观层面上产生的另一个现象是养孩子成本的增加。这是因为当女性和男性都大量从事生产后,
社会总体的消费水平提高,物价上涨。那么如果一些家庭的女性不去参与劳动,而去生养孩子,
且没有得到额外的补助,那么这些家庭的相对购买力会下降,但是由于有了孩子,这个家庭的实际需求却会增加。
使得社会成员产生“养不起”孩子的错觉。于是,部分一夫一妻家庭为了解决这样的情况,
选择积累大量的资源后再生孩子。这使得工业与高科技社会普遍产生“晚育”的现象。
但是”晚育“并不能在长期上解决“养不起”孩子的错觉。因为当所有社会成员都选择先积累大量资源,然后“晚育”后,
各种幼儿产品,以及学校的学费,必然会随着大量富有的父母的购买而大幅度上涨。因而这会导致,
一群富有的中年人把年幼的孩子送进天价的学校[5],别的一些人选择不育,
而恰逢生育年龄的年轻人,为了积累足够的资源努力的工作,错过了最佳生育年龄。最终,
这样的困境直接导致了生育率下降,晚育,人口质量下降,以及人口老龄化等问题。
以至于从东亚到欧美的,由历史上农耕文明演变而来的主要工业化国家,都普遍出现了低于
“平均一个女人,生两个孩子”,这个替补出生率的超低生育率。
使得长期上社会的人口必然不断减少,且老龄化问题不断的增加社会的经济负担。
性保守一夫一妻制的生育困境很可能在工业时代的开端就已经产生。马尔萨斯在《人口论》(出版于1798年)中记载到,
富有的人往往少子,而贫困的人往往多子。而后世的社会学家也因此推导认为,经济越发达的社会中,
人就越不想生孩子,并由此来解释目前发达国家的低生育率问题。可是,这样的推论并不符合“永恒的基因”的原理。
一个人能够消耗的资源是有上限的,而人都希望自己的基因能够在时空中尽量多的扩张,且延续尽量长的时间。
那么,经济越发达,必然导致的结果是人越来越想生孩子,最终使得人口总量不断的增加。
而且,如果他们对比一下与马尔萨斯同时代的印度和中国,他们就会发现这样的推论并不成立。在当时的印度和中国,
富有的人往往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有着很多的孩子,甚至有着许多的女人帮他们生养孩子。
因而,马尔萨斯观察到这样的现象的根本原因,很有可能和当时欧洲社会处于的历史阶段有关。
当时的英国正处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而法国处于农业社会朝工业社会转型的阶段,就比如当时法国的制度规定,
妻子只要在丈夫允许的情况下就可以去工厂上班。新兴的工业带来了比农业生产更加大的利润,
使得富有的人口往往与工业生产有关,而贫穷的人口往往和农业生产有关。
这使得富裕人口受到了上述由“弱汽水瓶盖”产生的经济效应的影响,而贫穷人口则没有。
最终使得富裕人口有着更加低的生育率。
相关的资料:
[1] 新几内亚的美拉尼西亚土著女性社会地位高,性开放,且没有不良性癖:
https://zh.wikipedia.org/zh-cn/%E6%AF%8D%E6%AC%8A#cite_ref-34
[2] 当男人把自己的阿尼玛投射到某个女人身上的时候,并不会立刻产生强烈的性欲,但会产生极强的占有欲,
且愿意放弃自己原有的生活方式去追求她。以下是一个案例:
http://www.bodymindspiritonline.com/bodymindspirit/edition9/11_article_mosely.htm
此外,两性的阿尼玛投射有着非常不同的机理。当女人把她的某一个阿尼玛投射到某个男人身上的时候,
她会产生强烈的性欲,请参见下文中最后章节《Animus Projection》:
https://frithluton.com/articles/womans-animus-development/
笔者认为,这样的差异和前面章节论述到的精子竞争问题有关。从进化论的角度上讲,男人无法自己生育,
而且他要避免精子竞争,因而他需要控制自己的阿尼玛,使得阿尼玛生下自己的孩子,
最后再用自己的资源把孩子养大。而女人渴望通过引发精子竞争生下更好的孩子,
因而在不受经济因素和道德观制约的情况下,女人希望尽快的和阿尼玛性交,并获取精子,
这样她还有时间和精力去找她别的阿尼玛性交。
[3] 本篇文章讲到,当女人把自己的阿尼玛投射到男伴侣身上时,会对男伴侣产生各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男人也可能会产生同样的情况,但是由于女人阿尼玛的数量多,使得女人这样的情况更加普遍:
https://frithluton.com/articles/the-animus/
[4] 《为什么很多漂亮的女生没有男朋友》
https://zhuanlan.zhihu.com/p/27339533
[5] 这还涉及到了一个基础教育的供应与需求是否为刚性的问题。
基础教育的需求从传统社会的柔性逐渐的变为现代社会的刚性,是因为当科学技术不断变得发达后,
社会生活的许多侧面,都需要社会成员掌握基本的技能,比如识字。这又使得基础教育逐渐成为必需品。
由于基础教育需求的由柔变刚,是建立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在正常状况下,
即资源分配帕累托最优的情况下,发展了的社会生产力本身,
必然已经准备好了不断变为刚需的基础教育所需要的资源,要不然社会生产力不可能被发展起来。
这使得在正常情况下,绝大多数社会成员,不可能出现“因为交不起孩子学费而不愿意生孩子”的逻辑。
比如说,被发展起来的“新科技”,需要识字的人才能使用,那么这意味着只有当“新科技”创造出的生产力,
被直接或间接的使用在提高识字率的教育上时,“新科技”才能被继续传播,并继续创造生产力。要不然,
对于不识字的社会成员而言,“新科技”只不过是没法被使用的“废铜烂铁”。
而传统的学校往往是刚性供应,因为学校的校舍往往很难在短时间内被用作别的用途,
基础教育的职业教师也较难改行。因而当收入提高的女人们,由于得不到生育补助,而不愿意放弃工作去生孩子,
并导致学校生源减少后,学校为了能维持原有利润,必须提高每个学生的学费。而另一方面,
提高了的学费又会使得更加多的育龄青年认为“交不起学费而不想生孩子”,以及“等有了钱后再生孩子”。
使得生育率进一步下降,从而导致恶性循环。
这一点,即便是在普遍实行免费公立教育的社会中,也无法完全避免,因为随着科技,以及生产力的不断发展,
社会成员仍然有可能会认为,免费公立教育无法满足基础教育的需求,从而去竞争优质且昂贵的私立教育的资源。
比如美国知识分子希望自己的孩子能上“好大学”,省吃俭用的把孩子送进昂贵的私立学校。而究其根本原因,
是社会没有把生育和抚养孩子的行为当成劳动,使得社会不把足够的资源分配于支持这样的行为,简而言之,
就是前文所讲到的,工作女性生育的机会成本问题。由于高薪以及高学历女性的生育机会成本大于别的女性,
性保守一夫一妻制社会中低生育的问题,往往在高薪与高学历女性中更加的明显。
【第二十章:当前社会朝性开放社会演进中可能的路径】
讨论当前性保守一夫一妻制社会朝性开放社会演进的路径,相当于为未来的性开放生殖策略制定理论的基础,
完成上述的“量变产生质变”的过程。但是我们相信,未来的制度需要通过不断的实践产生,
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整个社会的智慧。仅仅一篇论文是不够的。因而,在这篇文章中,
我们仅仅通过陈述与解释现有的事实,然后基于这些事实,以一种博弈论的方式对未来进行猜想般的预测,
以便为后人参考。
在性保守一夫一妻制不断没落的过程中,出于人类群婚的本性,以及避孕技术的使用,普及,和广泛认知,
社会会开始变得性开放,但是在旧的婚姻制度与文化并未完全被废除前,
生殖策略会暂时演变到对偶婚中的“正夫正妻”制度。即,每个人,不论性别,都有多个性伴侣。
但是任何一个人都只有一个以生殖为目的的主要的性伴侣,以及多个不以生殖为目的的次要性伴侣。
上述的正夫正妻制是古代高句丽贵族的生殖策略。在这些高句丽贵族中,只有在主要性伴侣许可的情况下,
对方才可以与别的异性性交。正夫与正妻的优先性交权,使得主要性伴侣之间能相互沟通排卵周期,
最终保障生下来的孩子尽可能是主要男性性伴侣的孩子,但是同时又不妨碍双方,尤其是女性,
与多个异性性交的权利。
在工业与高科技社会中,从性保守一夫一妻制社会到上述正夫正妻制的演变,在荷兰这样的发达工业国家基本完成,
这些社会离婚率在50%至70%,非婚生育率接近60%,尊重妓女,性开放等等,说明他们已经演变到了这种状态。
在荷兰,妓女可以随时在大街上招揽嫖客,导致有时妓女与嫖客在大街上公开性交。可是这让性保守人士反感。
最终,两者达成妥协,使得荷兰的街道边建立了专门供妓女与嫖客临时性交的“包厢”。
法国在上述的社会环境的基础上,制定法律规定,当男性认定一个孩子为自己的孩子后,
不许他在孩子18岁前做亲子鉴定,如果他做了亲子鉴定或者弃养孩子,那么他就有坐牢的风险。
这样的社会制度在性保守一夫一妻制的单偶婚姻的大背景下,变相的维护了女人的性开放,同时,
法国还建立了不同于原有婚姻法案的“同居法案”,减弱了同居伴侣间的经济依附。在意识形态领域,
这一变化体现为支持女性性开放的“第三波女权主义”,对反对女性性开放的“第二波女权主义”的反驳[1]。
而这一变化在中国则刚刚开始,具体体现为婚前性行为与约炮受到社会的认可率不断的提高,
“流氓罪”,“聚众淫乱罪”退出或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始讨论是否要将卖淫合法化,
非婚生育的孩子能拥有户口[2]等等。美国作为另一个发达的工业国家,性观念比中国开放,离婚率比中国高,
但两者都不及欧洲国家,这可能和美国的中部和南部有着广袤,肥沃的土地以及发达的农业有关。这一推论,
可以被美国性观念以及宗教的分布情况论证。相比较高科技产业较为发达的加州湾区,与农业较发达的中部与南部,
湾区的性观念相对开放,而性保守的天主教与基督新教,在中部与南部农业地区有更强的影响力。
在未来的社会中,社会会由于亲子鉴定技术的成熟与广泛应用,
使得男人在私有制的基础上不再存在“为别人养孩子”的担忧,进而使得社会将完全认可性开放。且每个人,
不论性别,都可以同时拥有多个可生育的性伴侣,这样的社会中的人很可能会选择与不同的人生下不同的孩子,
从而提高了基因多样性。
由于有效的避孕技术的运用,再加上性行为本身是性选择至关重要的一部分
(比如女人希望和性交时间长的男人性交,因为这样的男人往往有着更加好的耐力),使得人在性交的过程中,
也在考核是否愿意继续与对方性交并与其生育,使得性开放不仅不会被社会道德观谴责,还会被鼓励。
由于避孕技术使得性行为与生育可以完全脱钩,以及亲子鉴定技术保证男人不会有为别的男人养孩子的风险,
使得男人从经济的角度上会像原始社会时期那样,不因为共享性伴侣而相互嫉妒。而男人由于精子竞争引发的性嫉妒,
则会被两性平等的社会环境中女人对精子竞争的渴望抵消,使得社会最终的性观念趋于开放。
因而人的社交也不会由于性禁忌和性嫉妒的因素而受到限制,单身美女困境与男性文化的女性化将不复存在。
各种和性行为有关的词语不再会是骂人话,而会成为敬语。目前加拿大开始讨论群婚合法,并且为之准备相应的制度,
可能就是通向这种社会演变的重要一步。
但是要注意的一点是,未来的社会进步方向是任何人能和任何人性交的“性开放”,而并非像原始社会那样,
多个男人和多个女人组成能够在内部随意性交的“群婚”部落或家庭。其根本差异在于。
“群婚”家庭刻意的淡化谁是谁的孩子,使得成员齐心协力共同养育孩子,而未来的“性开放”社会中,
每个人都会明确的区分谁是自己的孩子,并且只对自己的孩子负责。产生这样差异的根源在于,
未来社会由于存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不可能实行原始公有制,而必然实行私有制。因而,
如果加拿大的群婚法案不严格区分实行性伴侣财产共有的“群婚”,与反对性伴侣财产共有的“性开放”,
那么这样的法案可能会由于在高生产力社会中实行原始公有制,而降低“群婚”家庭的和谐,与劳动积极性,
最终将导致“群婚”法案不被社会接受。
因而,在可预见的将来,社会的观念会朝与过去在父权影响下的“贞操”观念截然不同的方向演进:
性欲旺盛的女人是可敬的,主动找男人性交的女人是可敬的,和许多男人性交过的女人是可敬的[3],
破处早的女人是可敬的。类似的观念在未产生父权汽水瓶盖的古代游牧民族中普遍存在,例如匈奴的婚嫁习俗[4]。
但是,就像别的私有制与多偶制,或性开放共存的社会一样,未来社会的性开放并不代表着完全没有性禁忌。
第九章讨论了,对偶婚中不同亲戚间的性禁忌,来源于性行为在他们的社会中所代表的责任,
与潜在性伴侣间其他的责任的冲突。类似的现象也必然发生在未来的性开放社会中。除了近亲不能性交以外,
目前美国企业管理制度中要求夫妻或者情侣不可以有直接的工作关系,可能就是未来性开放社会性禁忌的雏形。
前面几章讲到,当原有的一夫一妻制不符合社会发展的潮流的情况下,会出现许多人认为不结婚就不能生育,
但却又不愿意结婚并过单偶制生活,进而导致生育率降低的情况。虽然说两性平等的性开放社会将是发展的方向,
但是父权社会由于过去几千年的发展已经非常的完善,而当前西方性开放社会的发展仍然是非常不成熟的。
这导致两性平等且性开放的欧洲当地人生育率,较性保守且遵循父权观念生活的穆斯林移民的生育率低。
这样的问题也正在影响着东亚这些处于性保守一夫一妻制朝性开放演进的国家,比如中国和日本。
另一方面,演进的步伐又是不可能被阻挡的,比如21世纪初的日本,和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一样,
确立了非婚生子与已婚生子平等的法案[5]。
因而,正在迈向性开放的国家需要制定相关的政策,在顺应性开放发展潮流的前提下,提高国民的生育率。
在第十七章中讲到,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中,女人为了生养孩子往往会选择全部放弃或者部分放弃工作,
这使得,保障女人在全部或者部分放弃工作的情况下仍然有足够的生活资料,成为了促使女人生育的重要甚至必要条件。
这解释了为什么法国通过给生育的妇女补助津贴,提高了国民的生育率[6],
而德国向不生育者征收高额税收,国民生育率仍然较低[7]。因而法国的对于生育女性的补助政策,
可能可以为我们提供衔接性保守一夫一妻制社会与性开放社会的桥梁。
但是,法国的“新母系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以牺牲男人的利益,以及扩大政府开支为代价,破坏了两性平等,
并且成本极大。同时,这种“新母系社会”仍然带有着性保守一夫一妻制的色彩,比如通过禁止亲子鉴定等方式,
在变相维护女性性开放的同时,强制性的规定了单一男性对于孩子进行抚养[8]。
因而,法式的“新母系社会”只能是逐步过度到两性平等的性开放社会的一个中间产物。我们猜测,最终的两性平等社会,
除了存在历史上游牧民族两性平等社会的各种特点外,由于亲子鉴定与避孕技术的普及,
使得女性在性行为上将会比游牧社会更加的开放,因而女人有机会和不同的男人生孩子,
更有机会通过短期内与多个男人性交,引发精子竞争来获得优秀的后代。且当女人生下孩子后,
她们也不必要像游牧民族的母亲那样独自抚养孩子,相反,她们可以通过亲子鉴定技术找到孩子的生父,
并且与孩子的生父共同抚养这个孩子,同时她也能与别的孩子的生父共同抚养别的孩子。在这样的情况下,
男性参与孩子的抚养,但抚养孩子仍然主要是女性的责任。女性对于孩子的抚养产生了弱汽水瓶盖,
使得生活资料的生产主要是男性的责任,但是女性也不被排斥于生活资料的生产之外。
这使得男性在通过弱汽水瓶盖获得相对较强生产力的同时,通过为女人与自己的孩子提供资源与劳务的方式,
将自己丰富的资源用于帮助女人抚养后代。由此,两性各司其职,各尽其能,但却能在对方擅长的领域互帮互助。
最终,父权式的一夫一妻与一夫多妻婚姻,将由于失去其存在意义而退出历史舞台。
取而代之的是广泛的性开放与性自由。同时,就像法国“新母系社会”这样补助生育女性的政策一样,
一夫一妻制下对于结婚夫妇的各种福利,将转变为鼓励两性合作抚养后代的福利。简而言之,
社会的观念与制度会从“结了婚才能生子”,演变为“生了子才能结婚”。而事实上,
“婚姻”这种代表着封闭式性禁忌的社会制度,会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与此同时,
社会围绕着一夫一妻婚姻制定的各种制度同样也会淡出。随后,各种对于非婚生子的歧视,
以及对于离异后原配子女的歧视,都将会消失。
当然,我们相信,乌托邦是不会存在的,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它的矛盾。
我们将在下一章着重讨论未来性开放社会中,人们可能需要面对的问题。
相关的资料:
[1] 女权主义对于女人是否应该性开放的争论: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eminist_sex_wars
[2] 从2017年开始,中国非婚生育的孩子能拥有户口:
https://news.china.com/news100/11038989/20170619/30772432.html
[3] 法国已经是准新母系社会国家了(国民反对探究孩子的真实亲身父亲)
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21890024/
[4] 匈奴的婚嫁习俗:
http://www.360doc.cn/article/62146_166801657.html
[5] 日本确立非婚生子与已婚生子有同样的继承权
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1-10/2056871.html
[6] 法国人为什么在生孩子这件事上不偷懒?
https://3g.163.com/dy/article/DFD4BA8E0514BIA6.html
[7] 为什么德国女性不愿生孩子?
https://www.zaobao.com.sg/wencui/social/story20170314-735830
[8] 欧洲非婚生子比例真的能达到50%吗?(讲到男性领养制度中强制性的成分)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9245773
【第二十一章:未来性开放社会可能产生的文化与制度】
社会对人权的认可度,与社会分工合作的程度成正比。
因为社会分工合作程度越高,侵害一个人的利益就更加容易间接的侵害别的社会成员的利益。
这使得在合作程度高的社会中,不同的社会成员之间最终达成一种相互竞争的底线,
这样的底线首先会包括保证人的生命健康与安全等等,因为这是其他各种社会合作活动的基础。进而,
社会将会把这种底线规范化,形成“人权”。根据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比较优势理论,
当生产存在剩余的情况下,具有不同特长的社会成员,会通过分工合作扩大生产力,
而分工合作又会反过来增加专业化的固定资本投资,使得上述“特长”变得更明显,
从而进一步通过合作提高生产力。社会的总体生产力正是在上述循环中不断发展的。
未来的社会将会有比现在更发达的生产力,因而同样也会有更加复杂的分工合作,从而必然会有更强烈的人权观念。
那么这个时候,胎儿在什么情况下拥有人权就必须要有非常明确的界定。要不然,人为了性快感而堕胎,
等价于以牺牲他人的生命为代价来换取自身一时的愉悦。长此以往,社会将逐渐形成”嫁祸弱者合理“的观念,
这将扰乱公平与正义,终将不利于社会的合作与发展。所以,堕胎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合法,什么样的情况下非法,
必然会是未来性开放社会首要讨论的话题。这不仅仅影响到生育率,更加影响到社会对人权的维护,
进而影响社会长远的繁荣与发展。
目前的非侵入式的亲子鉴定技术,可以在母亲怀孕的9个星期内[1],通过母亲与其男性性伴侣们的血液样本,
鉴定出胎儿的生父。这个时间内应该可以做到避免给孕妇身体,造成永久性伤害的情况下及时堕胎[2]。
那么在社会期望男性也能参与对于孩子的抚养的情况下,胎儿从9个星期开始拥有人权是较为合理的制度。
但是,完全的不堕胎可以完全的避免这样的人权争议。这时,法国的“新母系社会”虽然说只能是一种过渡性的制度,
但却为在性开放的大环境下解决堕胎问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思路。具体的讲,即便是男人弃养,
社会仍然给女人资金抚养孩子。如果这样的制度在未来的性开放社会中得以实施,
那么社会需要对女人是否真正的将资金用于抚养孩子进行评估和考核,
以防止女人通过生育榨取社会财富的同时剥削儿童。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一部分女人作为全职妈妈,
为了社会生养多个孩子,完全可以是一种可敬的职业。
父权社会没有演进出上述这样,女人性开放且完全养孩子,但是由国家,而非男人补助的主要原因是,
由于女人没有足够的收入来源,如果国家要这么做,那么要么国家的成本太高,
要么必须对男人课以重税来养活女人和孩子。可是这么做,相当男人把自己的私有财产拿出来,
变成公有财产让女人和孩子过原始公有制的生活,使得男人需要使用自己的私有财产养别的孩子,
从而违反了私有制的原则。因而,父权社会最终只能通过和养孩子有直接利益关系的亲生父亲,
用自己的私有财产为女人和孩子提供资源,来抚养孩子。可是当女人也有足够的收入来源的情况下,
法国的制度仅仅只是一种补贴,并不会普遍产生在高生产力状况下实行原始公有制,
从而打消国民劳动积极性的情况。当然另一方面,只要通过亲子鉴定避免了男人使用自己的钱养别人孩子的问题,
那么在不考虑精子竞争浪费男性性交时间与体力的情况下,男人不会介意和别的男人共享女性性伴侣。
所以,未来社会中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像男人那样赚钱养活自己和孩子的女人可以随意的和任何男人性交,
但是经济上完全来源于某几个男性性伴侣,以及国家补贴的女人,只能和那几个男人性交。否则,
她将不会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去养另外的男人的孩子。这样的推论也意味着,女人坚持参与工作,
而非完全变成靠男人或者靠国家养活的全职妈妈,是女人在未来社会中维护自己,以及女性整体社会地位的基础。
具体来讲,社会可能产生这样的制度。不希望参与工作,而只希望养孩子的女性,和男人性交时有3个选择,
如果男人答应亲子鉴定结果他为父亲,那么他就参与抚养或者提供劳务,那么性交时只需要直接付少量的钱,
如果男人不答应,那么性交时付较多的钱,如果男人答应使用安全的避孕措施,那么只需要付更少的钱。
同时,女人通过性行为赚来的钱直接存入“育儿基金”,本金,利息,加上社会的补助作为养孩子的经济基础。
还有,如果男人要通过避免精子竞争,保证女人生下的孩子一定是自己的孩子,并且一定养自己的孩子,
那么他要付更多的钱。这样的生殖策略,基本上是父权社会中,性保守婚姻与性开放卖淫的生殖策略。
当然,一个参加工作,且经济独立的女人可以和任意男人随意的性交,并生养少量的孩子,
而不需要男人提供经济上的援助。但如果她想要养更多的孩子,并得到男人的帮助,她就必须通过亲子鉴定,
或者性保守来向男人证明,孩子的父系血统来源于他。这也是前面章节中讲到的,
两性平等的游牧社会中女性的生活方式。
换一个角度上讲,每一个孩子都是社会成员,他们对社会负有责任,社会也对他们附有责任。
在合作程度高的未来社会中,他们的人权也必须像别的成年人一样得到尊重。因而,男人们生产生活资料是劳动,
女人们生养孩子也是劳动。因为在合作程度高的社会中,男人们生产的生活资料,最终通过市场或计划,
直接,或间接的服务于整个社会。而女人通过培养优秀的社会新成员,也直接,或间接的服务于整个社会。
因而,就像男人们应该从工作中获得报酬一样,女人们也应该从生养孩子的过程中获得报酬,从经济学的角度上讲,
这么做降低了女人生养孩子的机会成本,从而鼓励女人生育。因而,法国式的,对于女人生养孩子的补贴,
并不应该被视为一种额外的成本。相反,那些只对上班的女人发工资,
而不对生育的女人进行补贴的性保守一夫一妻制社会,反而是以对男人的要求要求女人,
并以尊重男人的方式尊重女人,而不鼓励女人以女人的方式去生活。就比如,
如今的中国人仍然还认为生育率下降是“养儿成本增高”导致的。因为他们认为,现在的孩子需要去学校,
不像以前的农业社会那样,“多一个孩子,只需要多一双筷子”就可以了[3]。那么首先,这样的陈述,
没有能客观的认识到性保守一夫一妻制中“养儿成本提高”的错觉。同时,将农业父权社会的养儿策略,
理解为“多一个孩子,只需要多一双筷子”,本质上也是忽略了农业父权社会中,女人在生养孩子过程中的劳动。
而更加深的层面上,这还体现了传统的农业父权社会,没有把女人生养孩子,当成一种对社会有产出的劳动,
从而把养孩子的主要功劳归结到男人身上。因此,未来性开放社会严格的对生养孩子的女人进行补贴,并保障她们,
与她们的孩子们的福利,能很好的解决性保守一夫一妻制中,由于弱汽水瓶盖效应产生的低生育率,晚育,
和老龄化问题。当然,这样用于鼓励生育的经济制度可以在性保守一夫一妻制下就开始实行。
而实行这样的制度会进一步加快女性性开放的步伐,因为这意味着女人对于男人协助自己养孩子的需求下降,
使得女人不再需要通过性保守证明孩子的父系血统来源于男人。列如,战后的越南为了提高生育率,
曾经规定女人不需要结婚,只要有孩子,就能分得土地。于是许多的女人们选择找男人一夜情生子。
使得社会经济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曾经达到较高的水平。
过去的社会没有产生上述这样,社会直接或间接的参与抚养年幼社会成员的制度的另一个根本原因是,
社会合作程度还不够高,使得社会难以认识到每个年幼社会成员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加是“社会的孩子”,
因而更没有意识到,年幼社会成员的自由,尊严,人权,与福祉,在长期上也与社会的和谐与发展息息相关。
这也间接意味着,过去及现在的社会对于未成年人人权的维护,是有欠缺的。同样的道理,
由于父权社会中女性参与社会合作的程度远低于男性,使得父权社会对于男性人权的尊重明显高于女性。
比如说在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七出三不去”离婚制度使得男人在一般情况下能按照自己的意愿与女人结婚与离婚,
但是女人不仅没有主动和男人结婚与离婚的权利,而且社会中还存在类似于“杜十娘”这样没有民事行为权和产权的性奴[4]。
再比如说,法国和美国在18世纪晚期制定的《人权宣言》只规定了男人平等的人权,而不包括女人。
即便是被主流历史学家认为是典型“奴隶制”社会的古罗马,对于男性人权的维护也要高于女性。
古罗马从公元前100年到公元100年这段时期里,不断制定各种维护男性奴隶人权的制度,比如主人不可以随便杀害奴隶,
不可以让奴隶超时工作,不可以强迫奴隶去角斗场等等,但是有夫权婚姻中的丈夫却有杀害妻子的权利[5]。
而且当罗马帝国进入名义上“一夫一妻”的无夫权婚姻时代后,女奴的地位仍然十分低下。
那么,从上述角度上讲,当前社会通过年龄界定未成年人,并且限制未成年人产权与民事行为权的制度,
以及用于管理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人身依附制度,本质上也是对于未成年人人权的剥夺。但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合作,
并杜绝“加害弱者合理”的观念,任何一个人类的胚胎,从被社会赋予人权的那一刻起,就拥有和其他成年人平等的人权。
由于这样的人权是整个社会,通过法律制度赋予的,这样的人权的维护,不应该仅仅受到其生父母的保障,
而更应该受到社会的监督。这样的制度设计,使得社会终将抛弃掉诸如未成年人是其“监护人”的“从属”的观念,
也终将抛弃儿女是父母的“宠物”或者“财产”的观念。取而代之的,将是社会的正义机构与未成年人亲生父母,
或者法定“监护人”共同帮助未成年人成长为一个拥有成熟的生理机能,与民事行为能力的社会成员。在这个过程中,
未成年人的生父母使得自己的基因在未成年人身上得到延续,而社会则由于新成员参与社会合作而变得更加强盛。
这样也意味着当前社会中存在的,“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的剥削与家庭暴力,将被社会正义机构的及时介入所抵消。
同时,为了能更大程度上保障“未成年人”的人权,通过年龄界定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的界限也会随之没落。
取而代之的,将是考核一个社会成员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成年人类个体所具有的生理机能的“生理成年”,
与考核一个社会成员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心理成年”。而衍生出的其他各种社会权利的给予,
比如产权,性交权,生育权,社会保障权,劳工权等等,也会围绕着“生理成年”与“心理成年”展开。
当然,为了避免由于社会主流价值观产生的主观偏见,使得少数人永远“未成年”,社会仍然应该在上述的考核基础上,
设定一个“未成年”的年龄上限。最终,这样的制度设计将使得社会成员变得更加的互助和友善,
许多由于未成年人人权被剥夺而产生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儿童与青少年的犯罪与自杀现象,也将大为缓解。
当前的蒙古国婚姻法规定,当儿童受到歧视或者威胁的情况下,地方行政长官有义务保护儿童。
这样的法案可能可以为未来性开放社会中,保护年幼社会成员的制度设计,提供一定的参考。
另一方面,从“永恒的基因”的角度上讲,儿女对于父母的遗传利益远高于父母对于儿女的遗传利益,
这使得儿女为父母养老送终的动机,不会有父母养育儿女的动机那么强。
但是社会仍然应该要求儿女为养育自己的父母养老送终,同时,就如同社会正义机构参与对“未成年人”的养育一样,
它也必须通过养老保险等形式参与养老。因为这么做,可以让其他年轻的社会成员相信,只要自己愿意养育子女,
且为社会做贡献,那么自己不会由于年老体衰,对他人失去价值,就被别的社会成员抛弃。
这么做维护了年轻的社会成员的利他主义动机,并且增进了社会的合作。同理,社会也需要以同样的理由,
和方式,去照顾残疾人。要注意的是,上述的“社会正义机构与有工作能力的人,共同去养失去工作能力的老人和残疾人”,
需要严格的和儒家文化的“尊老”区分开来。这是因为儒家文化的“尊老”有着截然不同的目的。
中国传统文化的“尊老”和“孝”观念的目的是为了让人民将父母视为君主,将老者视为贵族,
从而培养人民对统治阶级的绝对忠诚。而日本传统文化的“长幼观念”的目的是通过制造
“只要安分守己,时间长了就自然就能得到更多”这样的社会环境,以便遏制竞争。
也正是由于“养老养残”的目的是让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保障,不会由于自身失去劳动能力而受到影响,
制度的设计也应该尽量发挥人类结伴偕老的倾向。后面的章节中将会讲到,这样的倾向普遍存在与性开放的母权社会,
且并不和性禁忌直接关联,而是源于“波斯王子选妃”的择偶机理。因而,通过制度设计服务这样的倾向,
帮助年老者结伴同居,并相互扶持,并不会影响到未来社会性开放生殖策略的实施。
社会对人权的维护,必须建立在坚实的资源基础上,才能得以实施和贯彻。因为如果马尔萨斯灾难[6]产生,
社会必然产生过剩人口争夺有限资源的现象,从而导致恶性竞争以消耗人口。那么人权将得不到保障。而事实上,
马尔萨斯灾难在历史上极少产生,因为历史上人类社会通过竞争,使得弱势的社会成员通过弃老,弃婴,
等方式降低生存压力。最终,使得不同时代和不同文明的普通工薪阶层的平均工资,所能购买的食物量趋于一致[7]。
因而正常情况下,人口密度代表着这个社会的生产力发达程度。但是,弃老,弃婴,
还是违背了本章中关于人权的制度设计。因此,未来的社会有必要在鼓励性开放的同时,
对社会成员的生育行为进行管理和计划。综上所述,由于未来社会对于年幼的社会成员的抚养,将是其生父母,
和社会正义机构共同进行的,那么双方都将支付年幼社会成员成长所需要的费用。但是,上述的制度,
可能会产生如下的问题。首先,没有足够经济实力生养孩子的贫困人口,可能会利用社会的公有资源大量繁殖。
其次,由于女人在排卵期渴望与优秀的男人性交,再加上未来社会交通与通讯技术将会更加发达,
使得女人们可能都会去寻找社会知名的优秀男性性交,比如娱乐明星,著名的科学家,企业家,政治人物等等。
最终,这样的趋势将使得知名男性的后代大量扩张,而普通男性则较难留下后代。那么上述的问题,
可能会引发争夺生殖权的社会矛盾,以及导致人类基因多样性的下降。因此,社会在保障人权的同时,
需要对每一个社会成员,根据其经济实力,制定其生育的上线。首先,根据经济实力设定上线的方法,
保证了社会参与年幼社会成员的抚养的同时,不破坏私有制下人类对生殖权的良性竞争,另一方面,
对于社会顶层人士的生育量的限制,保证了他们的基因不会扩张过快,从而维护了人类基因的多样性。而且,
由于私有制社会中的财富是按照指数函数分布的,那么根据“永恒的基因”的规律,当人在能成功抚养自己的后代,
且仍然有充足资源剩余的情况下,他们会愿意使用自己的资源去帮助社会中与自己血缘关系较远的社会成员。
因而,对于社会顶层人士生育上线的限制,可以更有效的激发他们的利他主义动机。
而保障社会底层人士至少有一个孩子能生,且任何人的第一个孩子都可以完全由社会提供资源抚养,
就避免了底层人士由于被剥夺生育权而反抗社会制度。同时,由于只生一个孩子并没有达到替补出生率。
这使得通过竞争淘汰基因的过程仍然会在未来社会中存在,从而保障人类进化的进程不会受到计划生育的影响。
当然,上述的计划生育政策,并不保证每个社会成员都能获得后代。因为性行为的自由也意味着,
不能强迫任何社会成员进行性行为。因而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必须说服异性与自己性交,才能最终生下后代。
执行这样的制度,就意味着社会的正义机构有权力,对违反生育上线的社会成员进行非永久性的节育手术。
社会对于人权的保障与生育的计划,也意味着在一对男女,或单个人决定生一个孩子前,
就要讨论好今后这个孩子的抚养方式,也只有在社会的正义机构认可这样的抚养方式符合人权,法律,与正义,
且认定他们有能力与社会正义机构一起执行的情况下,才能批准生育。
这样的制度可能会成为当前性保守一夫一妻制没落后的新“婚姻”形式。而反过来讲,
由于社会的正义机构将大规模的介入到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中,且生育,以及年幼社会成员的成长,
直接关系到了社会长远的繁荣与发展,并间接的影响了每个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社会正义机构的职能与权利,
也必须被高度民主,与透明的政治制度有效的管理,以保证正义机构不会由于自身的腐败而危害社会成员。
那么由此推断,未来两性平等性开放社会的生殖策略可能会存在以下特点:
1、社会鼓励育龄,或者育龄前的男女通过性开放来寻找合适的生殖伴侣,
以确保性行为在性选择过程中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
2、社会通过亲子鉴定技术,使得男性能够准确的识别自己的亲生孩子,并为孩子的成长提供经济支持,
且帮助女性抚养孩子。另一方面,女性可以从繁重的工作中解放出来,
通过孩子的生父或者社会保障得到抚养孩子的资源,但是仍然和男性一样参与工作。
3、孩子的生父不需要对他的女性性伴侣,与别的男人生的孩子负责,反之亦然。
4、通过严格的避孕技术有效的将性行为与生育分离,以确保每一个孩子都能得到符合人权,法律,与正义的抚养。
5、严格立法限制堕胎行为,以确保人权能得到尊重。
6、性伴侣之间的关系是合作关系与性关系,而不像性保守一夫一妻制这样,
要求通过性保守来表达代表着经济依赖的“忠诚”。使得原先这种对性伴侣的“忠诚”转化成了对自己亲生孩子的忠诚。
这使得人类的性行为和抚养行为,更加符合人类为自身基因繁衍做贡献的原始动机,
即,更加符合“永恒的基因”对人性的基本假定。这也排除了社会对非婚生子,或者之前配偶孩子的歧视。
7、女人们,尤其是还没有生育的少女,可能会通过饲养宠物,帮助男人做家务的方式,
证明自己是有能力抚养男人的孩子的,从而说服男人和自己进行生育型的性交。
8、住宅将会变得大而紧密,使得人更加容易聚在一起相互性交,或者与不同的异性养不同的孩子。
这增强了血缘关系较远的社会成员间的联系。
9、任何一个性别的卖淫会由于性开放被尊重,但是由于性开放导致获取性交权的成本下降,使得卖淫本身式微。
但是高端的卖淫会变成类似于心理治疗或性教育的职业被保存。同时,男性为女性提供性服务,
会比女性为男性提供性服务更加有市场。这是因为,在广泛性开放的环境下,由于女性的性力比男性强,
且女性能随时发情,而男性射精后需要相当一段时间的休息,才能在次性交。那么在父权性保守观念没落,
社会广泛性开放,且社会成员频繁性交的情况下,女性会有比男性更强的性欲,且女性会成为性行为的主要发起者。
10、女性地位提高使得女性文化对于社会的影响力增强,同时男性由于性开放可以和不同女性性交,
使得男性性欲得到有效的疏导,导致男性的攻击性减弱,使得社会犯罪率降低。
这一推论可以在当前性开放的摩梭族母权社会中得到证实。这两点因素,
使得社会的文化变得更加的温和与互助,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提高。
11、在性开放的未来社会中,人需要不断的和不同的人性交,并且不断的与不同的人养不同的孩子,
使得存在血缘关系与性关系的人不会经常性的在一起,进而使得家庭关系更加疏远,也使得核心家庭逐渐式微,
从而使得个人更加的独立。
12、虽然性病没有父权观念宣传的这么可怕(这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讲到),
但是性开放仍然会增加感染与传播各种性病的风险。因而,人们会更加注重性保健与性病的防治。
13、为了在鼓励社会成员性开放的同时,保证每一个孩子都能得到符合人权,法律,与正义的抚养,
社会将大力发展安全,可靠,不影响性快感的避孕技术,以保证性行为在性选择中的作用能被有效,正常的发挥。
同时发展精准,及时,低伤害的亲子鉴定技术,并且严格的限制堕胎行为。
14、由于弱汽水瓶盖的作用,与性保守一夫一妻制的没落,以及社会以尊重女人的方式尊重女人,
而不是以尊重男人的方式尊重女人。未来社会中女人将会更多的把时间用于生养孩子。
经济上会更多的来自于男人与社会的支持。因而女性参与工作的意义,在于维护女性社会地位的同时,
也认识更多优秀的男性,从而找到理想的性伴侣与生殖伴侣。同样,男人也会通过参与生养孩子,
来认识更多优秀的女性。那么这样的话,未来的经济与政治仍然将主要掌握在男人的手中,且男性在经济,
与政治领域的影响力,会高于男性在性保守一夫一妻制社会中对这些方面的影响力。
但是社会成员会普遍更加认同自己的母系血统。因而,家庭被女人主导,而男人更加自由。
同时,由于男人们更多的服务于社会,而非家庭,男人们应该从社会的福利机构得到更加好的养老保险。
15、未来社会中的两性仍然可能结伴共度晚年,但是这样的“结伴”没有对于性行为的限制。
类似的现象也在母权社会中被观察到,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讨论这样的现象。
相关的资料:
[1] DNA Worldwide 提供精确度为99%的9周内非侵入式亲子鉴定:
https://www.dna-worldwide.com/resource/615/how-early-can-you-do-paternity-test
[2] 12周内堕胎对孕妇影响较小:
https://cwhccolorado.com/services/early-abortion/index.html
[3] 农村人口生育意愿下降源于“养不起”(当然这篇文章也讲到了工业社会中女性生养孩子机会成本上升的问题):
http://opinion.people.com.cn/n/2015/1021/c1003-27724671.html
[4]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9C%E5%8D%81%E5%A8%98%E6%80%92%E6%B2%89%E7%99%BE%E5%AE%9D%E7%AE%B1
[5] 古罗马的“有夫权婚姻”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C%89%E5%A4%AB%E6%9D%83%E5%A9%9A%E5%A7%BB
[6] 马尔萨斯认为,自然状况下人口增长的速率总是快于食物增长的速率,
那么当社会的食物量无法养活足够的人口的时候,人们为了生存,就会产生恶性竞争,使人口数量减少,
从而重新恢复平衡: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5%B0%94%E8%90%A8%E6%96%AF%E7%81%BE%E9%9A%BE
[7] 任何时代的任何文明中,一个普通工薪阶层的工资,能购买的食物量趋于一致: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5%B0%94%E8%90%A8%E6%96%AF%E9%99%B7%E9%98%B1#%E8%AF%81%E6%8D%AE
【第二十二章:社会观念的演进】
首先,社会发展的宏观进程不可能被某几个人的意志抗拒,即便这些人是最高统治者。这是因为,
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每个人都像是一个向量,向量的方向代表着个人的意愿,向量的大小代表着这个人的实力。
虽然说在任何私有制社会中,人的权利和财富是按照指数函数分布的,使得社会顶层在短时间内有强大的,
足以制定社会制度的力量,但是他们的权力和财富在本质上,仍然来源于比他们低的社会阶层对他们的信任,
不论这样的信任以什么样的名义表达。因而,如果我们忽略掉不同人之间先天与后天产生的细微差异,
当两种意识形态对抗的时候,被更多人信仰的意识形态终将成为社会的主流并决定社会前进的方向。
而另一方面,人去信仰某种意识形态,根本上是因为这种意识形态符合了他的利益,这里所说的“利益”,
是指“永恒的基因”所阐述的,对他的基因延续与扩张有利的条件。而博弈的均衡点,代表社会的不同团体,
在社会所处的生产力条件下,通过经济权衡,以“帕累托最优”式资源分配模式,
达到了通过自身实力能达到的利益最大化状态。因而,在生产力固定的条件下,博弈均衡点所代表的意识形态,
在长期上必然会被最多的社会成员支持,并成为社会发展的方向。类似的理论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讨论过。
因而,由于两性平等社会最终的博弈平衡点是相对于父权更加性开放的生殖策略,
社会制度与文化观念必然会朝着性开放的方向发展,不论其具体路径。
在中世纪的英国,犁耕农业为社会的经济基础,因而父权在社会的文化与制度上都得到了肯定与巩固。
当时的英国不仅要求女性性保守,同时通过法令规定,如果一个男人强奸了一个女人,
那么他只需要向女人的丈夫交付罚款即可。如果强奸了女人后女人生了孩子,
那么他不光要向女人的丈夫交更高的罚款,而且还要向国王交罚款。直到1707年,
英国的大法官仍然认为通奸是“对财产最严重的侵犯”[1]。可是不久,当英国发生工业革命,大量的女性走出家庭,
走向工厂后,英国的文化开始朝性保守一夫一妻制的方向发展。他们也开始否认别的农业民族的父权文化。
在19世纪的印度,丈夫死后他的所有的妻子都要自焚,因为印度教中湿婆的妻子,
就是通过浴火重生去和湿婆重新见面的。英国殖民政府认为这样的习俗特别的野蛮,于是制定法律试图禁止。
可是,当时的印度妇女,不但没把殖民政府当成自己的救命恩人,反而走上街头游行抗议。
可是100年后,在20世纪70年代的一个印度村庄里,一名18岁的少女被村民逼迫着自焚。
这件事情被传开后迅速的在印度社会中发酵,随后印度民众要求他们自己的政府立法严禁这样的习俗。
如今,英国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已经成为了西方发达工业国家中一夜情比例最高的国家[2]。
而在北欧斯坎达维亚地区,由于传统上就存在着两性平等的经济形态,使得当地的居民一直保持着高度的性开放[3]。
上述的几个例子告诉我们,社会的观念与制度会随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而改变,因而任何一种观念,
都只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一定的生产力条件下合理。同样,任何的一种制度,也都只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
一定的生产力条件下合理。
笔者认为,3代人往往是人类社会观念发生巨大变化的周期。这是因为,人的寿命差不多等于3个人类世代的时间。
使得父母与祖父母会参与到孩子的养育中来。而他们在养育的过程中,也会向孩子传授他们的观念。
使得文化和基因一起被遗传下去。但是和基因受限于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一样,文化也同样受限于社会环境。
当文化没有办法让个人在当前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下,获得利益最大化的时候,人的文化就会发生改变。
现实中,当一个人发现父辈与祖辈的文化无法让他利益最大化时,他可能会直接的站出来反对。
但更可能为了规避反对这种文化带来的风险,而选择保持沉默,但是不再按照这样的文化行事,
也不再把这样的文化传递给他的后代了。因而,当生产力发生变化,社会因此发生巨大的变革,
制度与文化也随之发生巨大的变化的情况下,第四代人很可能与曾祖辈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与生活方式。
就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即便是刚成年的大学生自由恋爱也被当时的老一辈认为是不雅观的,
而到了21世纪初期,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父母,与教育系统仅仅反对青少年的“早恋”,另一方面,
年轻一代则奉行谈恋爱时不能让父母知道,见父母就意味着准备结婚的恋爱方式。这样矛盾的习俗,
代表着两种文化观念正在进行对抗。前者代表着社会合作程度低下时父母包办婚姻的习俗,
后者代表着社会程度高时年轻人自由恋爱的习俗。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
社会不可避免的朝着社会合作程度越来越高的方向发展。因而,社会中“反对早恋”的呼声越来越弱。
我们可以想象,今后的中国社会也会像欧美社会这样,不把青少年恋爱与性行为当成一件羞耻或者不被接纳的事。
相反,中国与台湾社会将会像欧美社会这样,开始思考如何帮助青少年解决意外怀孕的问题。
这个演变的过程并没有产生激烈的社会运动,年轻一代中有发表观点,反对传统观念的现象。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
他们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保持沉默,但是已经不再按照传统行事。
如果我们再假定平均25年一代人[4],那么,这个推论或许能帮助我们估算社会变革所需要的时间。
例如,性保守一夫一妻制,作为现在欧亚大陆及美洲正在没落的主流社会制度与主流价值观,
本身并没有坚实的生产力基础。其原因正如前面几章的讨论,两性平等的社会的最终形态,应该是更加性开放的社会。
而性保守一夫一妻制仅仅只是父权社会的生产力基础消失,而观念与制度仍然影响着社会的情况下的一种过渡状态。
而且它本身也为社会带来了诸如低生育率,高堕胎率等问题。所以,父权没落后,
走向性开放的社会变革无时无刻不在紧锣密鼓的进行着。在恩格斯时代的欧洲,
父权已经由于工业的发展而逐步没落,但是人们仍然崇尚贞操观念。而134年后的今天,法国的“新母系社会”,
在性保守一夫一妻制的大社会背景下,通过禁止男人做亲子鉴定,禁止男人弃养孩子,
以及给女人生养孩子提供补贴等方法,变相的维护了女人的性开放。
这样的历史发展进程在东亚也不例外。如果我们不考虑把1841年中英战争,
看成是中国工业化的开端这种看法的政治因素,那么从1841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国在108年的时间里从绝对父权社会,过渡到法定一夫多妻与卖淫违法的性保守一夫一妻制社会。
而今天的中国,离婚率已经达到了30%到40%的区间,超过一半的年轻人有过婚前性经验,
“流氓罪”与“聚众淫乱罪”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开始讨论卖淫是否应该合法。
那么这样算来,从严格的性保守父权社会,过度到性开放的两性平等社会需要的时间应该是8代人,
也就是200年。其中前4代人从完全父权单夫制演进到性保守一夫一妻制,后4代人从性保守一夫一妻制,
演进到两性平等的性开放社会。按照这样的社会发展速度,中国可能还需要25到30年时间发展到完全性开放社会,
而西方社会则更短。加拿大开始讨论群婚合法,与法国同居法案的实行,就是完全走向性开放社会的重要一步,
但并非最终结果。
当然,这样的计算并不一定准确,因为在微观的历史层面里,各种历史事件都可能会干扰历史的进程,
只不过这样的干扰,并不可能改变宏观,以及长远的发展趋势而已。例如,
如果我们把《女权宣言》[5]发表的1791年,视为法国社会从绝对父权朝两性平等性开放发展的开端,
那么到《两性博弈论》初稿完成的2018年,法国已经过渡到非婚生育达到60%,
且社会制度变相维护女性性开放的状态。这整个过程经历了227年。
以下一些因素可能会增加这一历史进程所需要的时间:
1. 法国参与的大规模战争,比如拿破仑战争,普法战争,两次世界大战等,都会破坏生产力的发展,
从而拖慢历史的进程。同时,正如前面章节中讨论到的,战争会使得社会朝着武士社会的方向发展,
而武士社会必然是父权的。
2. 性保守一夫一妻制产生的低生育率,晚育,及老龄化现象,不仅拖慢生产力的发展,
同时也延长了法国人的代季周期。
3. 存在父权汽水瓶盖的农业社会,到不存在父权汽水瓶盖的工业社会的演进并非一蹴而就,
而是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具体来说,18世纪晚期的法国已经能通过欧洲人开辟的航道,从中东,印度,东亚,
和美洲购买粮食,使得越来越多的法国人从犁耕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并从事工业生产。
但是犁耕农业在法国乃至整个欧洲仍然存在,直到20世纪中期后,拖拉机和收割机的大规模普及后才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同样,历史的发展进程也绝非笔直的线性,短期内可能暂时朝着反方向运作,但是总体的趋势仍然还是不变的。
这就好比股票市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股票大盘长期上总体的走势,必然是增长的,
但是短期内仍然会受到经济周期,以及突发事件的影响而上下浮动。这又好比美国的选举史,民主党代表着激进势力,
共和党代表着保守势力,两党相互竞争,交替着被选举为执政党。以美国青少年性观念为例,
18岁以下青少年进行性行为的比例正在逐代下降,可是这是因为,20世纪中后期的嬉皮士运动,
更多的是对传统的“反抗”,而非顺应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过于激进的行为就和老旧的传统一样,
无法在长期上被社会接受。可是,短期内、微观层面上的具体历史进程,仍然无法改变长期上,
宏观层面上的历史发展趋势。由于一夫一妻制婚姻本质上,是两性之间为了生养后代而缔结的经济契约,
在女性经济地位提高的情况下,美国的非婚生育率仍然从1980年的18%,提升到了2007年的40%。
而另一方面,美国的离婚率却在同一时期内略微的下降,但是仍然还处于40%到50%的区间内。这可能是因为,
非婚生育率的提高,反而有助于离婚率的下降。这是因为当“结了婚才能进行性行为,以及生孩子”
的观念发生改变后,那些原本不愿意结婚的人,不会为了性行为和生育而结婚,使得离婚率降低[6]。最终,
一夫一妻制婚姻失去了原有的,生养孩子的职能,转而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或是两性互助偕老的契约。
最终,美国的总体生育率虽然低于替补出生率2.0,也低于性开放且非婚生育被普遍接受的法国(1.9)和蒙古(大于2.0),
但是仍然维持在1.8,这个相对于主要东亚国家而言更为安全的位点。(中国1.67,日本1.44,韩国0.88)
当我们处在这个社会飞速发展,且不同的文化不断的交融的时代。相比于思考哪种文化更优越,哪种观念更正确,
思考如何接纳不同的文化更加的有益。就比如在“16岁摩梭族少女走婚约炮男游客”这个案例中[7],
摩梭族少女在知道“走婚”并非当今中国主流文化的情况下,在直接要求性交的同时,
通过向那篇文章作者清晰的解释摩梭族母权社会的文化与生活方式,依然赢得了他的关心与尊重。
正如在上述案例中,汉语语族父权观与摩梭族母权观截然不同,但却可以相互接纳一样,
不同的国家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也会体现出不同的文化。就比如离婚率低于1%的印度仍然处于严格的父权社会中,
这个社会当前的发展趋势,是反抗父权,并进入性保守一夫一妻制。印度电影《炙热》体现的就是这一社会发展进程[8]。
而离婚率30%~40%,且婚前性行为超过50%的中国,正处于性保守一夫一妻制走向没落,
但是代表性开放的文化仍然没有成为主流的阶段。这个社会当前的发展趋势,是在父权已经被否认的情况下继续性开放,
为迎接两性平等的性开放社会做准备。当前中国社会中,约炮比例与认可度的提高,
以及PUA文化中较为鼓励一夜情的因素,体现的就是这一社会发展进程。
而离婚率以及非婚生子率已经超过50%的欧洲,尤其是禁止男性在其认养孩子成年前做亲子鉴定的法国,
还有准备为群婚立法的加拿大,已经进入了主流文化认可性开放的阶段。这些社会当前的发展趋势,
是在认可性开放的基础上,用法律维护性开放以及两性的平等,并使得社会成员能在新的观念与制度下快乐的生养孩子。
他们正处于迈入两性平等性开放社会的门槛。
由此讲来,虽然说印度社会,中国社会,以及西方社会观念各不相同,但是却代表了相同历史进程的不同阶段。
即:印度是昨天,中国是今天,西方是明天。虽然说昨天是今天的基础,今天是明天的基础,但是,
明天为今天带来了希望,而今天又为昨天带来了希望。因而生活在昨天,今天,与明天的人们,虽然观念不同,
但却要相互学习与相互尊重!
相关的资料:
[1] 参见此文章《欧洲各国通奸合法性》这一章:
https://hk.saowen.com/a/8a397faa70aa1fb5924e6521bb8a1fe7dcd3fbb96baee3fd456c35a9204443ca
[2] 英国一夜情的情况:
https://www.telegraph.co.uk/news/health/news/3536598/Britain-is-among-casual-sex-capitals-of-the-Western-world-research-claims.html
[3] 斯坎达维亚地区由于存在两性平等的经济形态使得性开放(文章中讲到未婚的少男少女都要管理牛群):
https://www.tripsavvy.com/how-scandinavia-looks-at-sexuality-1626748
[4] 在人类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期,女人的生育年龄是15岁到30岁,那么平均生育年龄就是22.5岁,而15岁是
女人生头胎的年龄,男人发育要比女人晚,所以人类平均生育年龄应该高于22.5岁,为了方便计算,取25岁。
[5] 法国《女权宣言》,标志着第一波女权主义的产生: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5%B3%E6%9D%83%E5%AE%A3%E8%A8%80
[6] 这篇文章认为,在美国,婚姻从“每个人都必须做的事情”,逐渐成为了“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https://time.com/5405757/millennials-us-divorce-rate-decline/
[7] 16岁摩梭族少女走婚约炮男游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f4561d01000a5m.html
[8] 印度电影《炙热》体现父权社会的崩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CV6yQGzxnE
【第二十三章:如果想要维持一夫一妻的生活方式,我们能怎么做?】
上一张中我们已经论述,社会发展的宏观方向不由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所改变。
就像人类的历史中有许许多多的人,为了维护传统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比如三岛由纪夫[1],
可是当传统不符合社会实际需求和发展的时候,传统还是被抛弃了。再比如有清一代满族统治者,
一直制定各种政策防止满族的语言和文化被汉族同化,可是在两百多年的时间内,满族还是被同化了。
这就好比老人们总会留恋自己儿时长大的老房子,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老房子总会被改造成新房子。
因此,本章提出的观点,仅仅只是对那些在两性平等与经济相互独立的社会大环境下,
希望维护性保守与一夫一妻制生活的人提出的一点建议,而非对社会发展宏观趋势的预测。
如果要维护性保守与一夫一妻制,首先我们要正视人类从原始时代遗留下来的多偶制的本性。
因而,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夫妻不应该介意对方偶尔与别的异性发生性行为,更加不可以妨碍对方与别的异性交往。
但是过于频繁的和别的异性性交仍然不能被允许,因为这违背了一夫一妻制的原则。
在此基础之上,我们还需要考虑如何巩固长期爱情中友谊的成分,使得两人与性无关的相处能变得更加的和谐与愉快。
这时,经济学上的“切蛋糕”理论可能可以派上用场。即,如何设计一种制度,能把一个蛋糕绝对平均分给两个人?
答案是,第一个人负责切蛋糕,第二个人负责选则哪一块给谁。将这样的理论运用在长期关系的维护上,
我们可以为生活习惯不同的男女制定类似这样的制度:
每周都要有固定的时间两人一起活动,一个人列出一系列想做的事情,另一个人选择具体做什么,
下一周再对调角色,如此循环往复。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通过“阿尼玛”这种心理学现象,帮助我们找到“真爱”。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
阿玛尼的形象取决于人先天的性取向和后天的人生经历。先天的性取向取决于基因,包括了男人对于女人的乳房,
女人对于男人的肌肉与生殖器,还有两性对于异性相貌与身材的偏好。这样的偏好往往后天难以改变。
而后天的人生经历则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择偶观。就像前面讲到,农耕民族的男人希望迎娶处女,
而游牧民族的男人则希望迎娶与多个别的男人性交过的女人。但是不管怎么样,
男人清晰的刻画出自己唯一的阿尼玛的形象,以及女人清晰的刻画出自己多个阿尼玛的形象,
是找到一夫一妻制意义下的“真爱”的基础。同时,女人还需要试图将多个截然不同的阿尼玛整合成一个阿尼玛,
这可以帮助女人克服自己的本性中的多夫制倾向,使自己在心理上能接受单夫制。而男人也需要明白,
女人心目中可以同时有多个截然不同的“真爱”,她喜欢另一个人并不等于说不再喜欢原有的男性伴侣了。
这也意味着,男人要想办法做的尽量的优秀,使得自己尽量能满足女人对于不同阿尼玛的渴望。
接下来,一个人能否找到单偶制意义上的“真爱”取决于一下几点[2]:
1、这个人是否发现某个人符合自己的阿尼玛?
2、这个人是否也符合对方的阿尼玛?
3、这个人是否把对方当成了对方期望成为的阿尼玛来对待?
4、对方是否把这个人当成了这个人期望成为的阿尼玛来对待?
做到前面两点,意味着找到了性选择上的“真爱”。如果同时符合第一点和第二点,则可能会产生一见钟情。
而后两点则决定了男女两人能否长期的保持友谊,并和谐的生活在一起。我们稍后将在本章中着重讨论后两点。
作为“阿尼玛找真爱法”的一个延伸,如果我们想和一个人长久的在一起,那么最终我们的各种观念,爱好,
与行为都会被对方发现并了解。如果说我们的某些特点是自己无法改变或者不愿意改变,
而对方又无法接受或者不愿意接受的,那么与其生活了很久后关系破裂,使得双方都蒙受巨大的损失,
还不如尽早发现并且尽早分手。
在这里,虽然目前主流的性保守一夫一妻制观念,仍然不认同过早进行性行为,也不认同频繁更换伴侣。
但是,笔者仍然以个人的名义,真诚建议那些希望过一夫一妻生活的人尽早的和伴侣进行性行为,
也建议他们,尤其是女性,在年级尚轻时多尝试几个不同的性伴侣。需要尽早的进行性行为,
是因为在单偶制的爱情还未完全的剔除掉性意识,并演变成友谊的情况下,
许多的生活内容终将围绕着各种和性有关的话题展开。因而尽早的进行性行为,意味着尽早的对对方有全面的了解,
并考虑双方是否适合长期的恋爱关系。同样,需要多尝试几个不同的伴侣,是因为尝试过的伴侣越多,
那么关于异性的基本知识与经验就会越丰富,这也意味着自己选择异性的标准和尺度会更加的清晰与明确,
更加有利于最终找到适合与自己相伴终身的伴侣。
这两点对于女性而言比男性更重要,是因为当前社会中,女人的外貌与年龄在婚姻中比男人更重要。
因而女人能学习和实践的时间比男人更加的短。这时,“波斯王子选妃”这个数学理论,
可以帮助女人制定较为理性的恋爱策略。这个命题是这样的,有100个美女,
波斯王子要从中选出最漂亮的美女作为自己的妻子。但是王子必须依次考察美女,且错过了一个美女后,
就不能重新考虑她了。那么王子通过什么样的策略,能帮助自己以最大的概率找到最漂亮的美女呢?
答案是,100/e = 36.7879。即,王子绝对不选前37个美女,但是从中找到最漂亮的美女。
然后,在后面的63个美女中,只要找到一个美女比前37个美女中最漂亮的美女更加漂亮,
他就选择那个美女。如果一直找不到,那么不管第100个美女多么的丑,他都选择第100个美女。
我们将上述理论运用在女人恋爱上,能推导出这样的最佳恋爱策略。如果一个女人的最佳恋爱的年龄是15到30岁,
那么她在15到20岁半前的最佳策略,是尽量多的谈男朋友,并且尽量多的和不同男人性交,从中找出最满意的男友,
但还是不要和他结婚。但是从此以后,在30岁前继续找男友,只要有一个男友比前面的都要好,就说服他结婚。
要不然,就选择30岁时的男友结婚。
当然,“波斯王子选妃”的策略,必须要建立在父权观念没落导致处女崇拜没落的基础之上。
要不然,一个有过许多情感经历的女人将难以找到优秀的终身男性伴侣。在现实中,近年来中国社会中出现的
“玩够了找个老实人嫁了”这样的女性婚恋观念,其实就是在女性经济地位提高,伴随着贞操观念没落,
但是主流性保守一夫一妻制的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仍然还没有没落的情况下,出现的波斯王子选妃策略。
这个理论虽然过于抽象,但是却能从另一个侧面解释,为什么历史上游牧民族女人婚前性开放,
而男人却以迎娶与多个别的男人性交过的女人为荣。这是因为,在女人经济上不依附于男人,
使其性行为自由的前提条件下,能与多个男人性交的女人往往拥有着更加丰富的人生阅历。
而且,在没有处女崇拜的前提下,越多的男人愿意与这个女人性交,说明这个女人的美丽,
智慧,与品德被更加多的人认可,客观上说明她是一个优秀的女人。
还有一种保持一夫一妻制的方法与波斯王子选妃相反。即,在女人刚刚发育,并刚刚产生性欲的时候,
就让她只和一个男性性伴侣生活在一起,并不断性交。这样,使得女人所有和阿尼玛与性欲望有关的记忆,
都和这个单一男性性伴侣有关。最终,使得女人由于多阿尼玛而产生的多性伴侣倾向消除。
这又可以解释为什么像古中国,古希腊这样的父权社会中,社会上层往往希望自己的女儿在结婚前足不出户,
并且回避男人。且在这样的社会中,女人出嫁与生头胎的年龄都较早。即便是在当代社会,
少年时代就开始谈恋爱,并一直谈到结婚的情侣,婚后的出轨率也显著的低于其他人。
当然,如果社会实行性开放的生殖策略,使得人不将自己的性伴侣当成长期一起生活的对象,
那么人们往往不需要为学习与考核性伴侣的品行顾虑这么的多,更不需要通过限制女人的人身自由来控制其性意识,
与阿尼玛的发展。因而这也从侧面上证明了性保守一夫一妻制中婚姻,性行为,与生育的成本过高,
从而直接导致了离婚率与单身率的提高,并间接的导致了生育率的下降。
但是,渴望过一夫一妻生活的人也不用过度的担心。事实上,即便是在实行走婚的摩梭族中,
也有大概20%的人过着一夫一妻的生活,他们几十年生活在一起,不参与其他人的社交活动,
走婚者也不打搅他们的生活。同样,马凌诺斯基(Bronislaw Kasper Malinowski)也发现,
在太平洋岛屿上财产按照母系继承的社会中,一个人在一生中会从广泛的性自由逐渐发展到具有依恋性质的情感。
因而他们的“婚姻”只是自然形成的产物,没有任何的仪式,也没有严格的对于自由性行为的限制[3]。
这样的事实,从侧面揭示了另一个人类社会的规律:
在两性先天上都存在多偶及性开放的生殖策略的基础上,人类同样也有结伴偕老的倾向。
只是,这样的倾向在先天上并不取决于任何形式的性禁忌。
而“阿尼玛找真爱法”,“切蛋糕理论”,“波斯王子选妃”则讨论了在不考虑社会主流生殖策略的情况下,
过一夫一妻生活的可行性与具体的做法。同时,这也意味着,广泛的与多人性交,并且维持性开放而毫不嫉妒,
才应该是寻找性保守一夫一妻制中“伟大的友谊”的正确方法。另一方面,两性平等性开放社会的“婚姻”制度设计,
也需要考虑到上述人类结伴偕老的倾向,法国的非婚同居法案可能可以为相关制度的制定,提供一定的启示[4]。
相关的资料:
[1] 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一生致力于维护日本武士道和神道教传统,在1970年试图发动推翻日本宪法的政变,
并在政变失败后自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9%E5%B2%9B%E7%94%B1%E7%BA%AA%E5%A4%AB
[2] 这篇文章的最后讲到,男女恋爱时,两人的自我(ego)的人格与两人的阿尼玛人格,会相互作用。
因而四个人格对应着“阿尼玛找真爱法”中的四点:
https://frithluton.com/articles/the-animus/
此外,考虑到女人会有多个阿尼玛,因而参与到两人关系中的人格数量,往往不止四个。
[3]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关于太平洋岛屿母权原住民生殖策略的描述: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F%8D%E6%AC%8A#cite_note-34
[4] 法国非婚同居法案:
https://m.hujiang.com/fr/p109251/
第四篇:反歧视
【第二十四章:广义汽水瓶盖理论————对于各种歧视产生的根源的分析】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提出了”汽水瓶盖“理论,解释了性别歧视的产生,解释了父权和母权的产生与本质。
那么,我们能否将”汽水瓶盖“理论推广,并用于解释别的类型的歧视呢?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人是有差异的,
这样的差异可能是先天的,也可能是后天的;可能是可以通过努力改变的,也可能是难以通过努力,
或者非常不愿意通过努力改变的,性别只是多种差异中的一种。而任何的差异,都可能形成各种竞争优势与劣势,
具体体现为在某一种生产上的生产效率差异,最终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工具的制作只考虑优势群体,
从而产生各种形式的汽水瓶盖,把那些具有劣势特点的人排除于生产以外。
如果这一项生产是社会中起主导作用的生产,比如农业社会中的农耕,那么久而久之,
社会将不会把人的差异作为合作的条件,而作为指责的理由。于是社会会对存在劣势差异的群体产生刻板印象,
并进而产生具有歧视性的文化和制度。
这种差异并非仅仅局限于性别,也可能是种族,年龄,这样差别相对较小但却一样通过努力难以改变的特点。
也可能是宗教信仰,意识形态,这样差别较大,容易改变,但是人在主观情感上不愿意改变的特点。
同时,对于弱势群体的歧视,必然伴随着对于强势群体的逆向歧视,
从而在总体上减少强势群体能够从事的职业,与生活方式的多样性。
这是因为,社会成员容易认为,那些具有某些弱势群体特点的强势群体成员,有着另外一些没有被发现的缺陷。
举例来说,医院里医生对于病人的治疗,与护士对于病人的护理,都不需要用到强壮的肌肉,高大的身材,胡须,
能分泌乳汁的乳房,能生育的子宫,以及两性的生殖器官。因而,在假定两性智力没有显著差异的情况下,
两性在这两种职业上不存在任何的先天优势。可是,在中国杭州浙江省人民医院的胃肠胰腺科里,
有25个医生与30个护士[1]。这30个护士全部都是女性,而这25个医生中除了两名女性以外,其余的全都是男性。
有两个因素导致了这样的统计学分布。首先,男性被社会认为应该从事高复杂度,与高风险的职业,
而女性被社会认为应该从事抚养,护理,与低风险的职业,这样的社会观念。
在这些医生与护士们还处于幼儿时代时,就开始对他们的行为起作用了。比如说,他们的父母会给男孩买工程车,
玩具枪之类的玩具,会给女孩买洋娃娃,小奶瓶之类的玩具,这使得他们在后天上产生了能力的差异,
使得男性更拥有解决高风险复杂问题的能力,而女性更拥有照顾他人的能力。医疗行业并不需要非常多的从业人员,
但是直接关系到病人的生命健康,那么社会为了生产力的发展(在这里体现为保障病人的生命健康),
只要最具有医疗能力的人当医生,和最具有护理能力的人当护士。那么这时,
男性由于更多的被训练解决高风险复杂问题的能力,因而更容易具有较强的医疗能力,
而女性由于更多的被训练照顾他人的能力,因而更容易具有较强的护理能力。最终,这样后天形成的能力差异,
在医生和护士这两个职业中,分别产生了利于男性的汽水瓶盖,和利于女性的汽水瓶盖,
并产生了上述的两性从业人数的统计学分布。但是,为什么25个医生中,有两个女性,但30个护士中,
却没有男性呢?这是因为,目前还处于性保守一夫一妻制的中国社会,以尊重男性的方式尊重女性,
但却不会以尊重女性的方式尊重男性。因而,如果女人从事了男人擅长的职业,社会会对她有高度的尊重与认可,
而如果男人从事了女人擅长的职业,那么社会则会怀疑这个男人缺乏能力,或者懦弱。最终,
这使得从事医生职业的女性比例,高于从事护士职业的男性比例。类似的例子也出现于美国的司法系统。
统计数据表明,在罪行同样恶劣的情况下,白人的罪犯比别的种族的罪犯更容易被判更加重的刑[2]。
而事实上,性保守一夫一妻制中残留的父权观念对于男性的歧视,遍布在社会文化的各个角落。比如说,
女人穿上男人的牛仔裤与正装被认为是,“帅气”和“酷”,导致女装大量效仿男装。
但是男人穿上女人的高跟鞋与碎花洋裙却会被社会耻笑。再比如说,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经济地位提高,
但是仍然受父权观念影响的女性,在意识到经济地位带来的权利的同时,没有认识到经济地位相应的责任,
使得她们认为和她们经济相互独立的男性,需要向她们各种不负责任的想法与行为妥协,使得流行文化将负责任,
讲道理,理性的男性歧视为“不解风情”,和“找不到女朋友”的“直男”。而在当代西方社会中,
性观念逐渐变开放使得卖淫逐渐式微,女性经济与社会地位提高使得女性性开放得到社会的尊重,
可是残留的父权观念,使得社会把原先强加在女人身上的贞操观念,强加到了男人身上,产生了对男性的逆向歧视。
最终使得“罚嫖不罚娼”的立法风潮,在性保守一夫一妻制社会,朝着性开放社会转型的阶段应运而生[3]。
相关的资料:
[1] 中国杭州浙江省人民医院的胃肠胰腺科员工表(摄与2018年12月):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_zNVjnOuIgfRkFOaGwtVWhlOVhOejNPaVJfZkZLOHBZdGQw/view?usp=sharing
[2] (笔者曾在一个统计学论坛上看到相关数据,目前暂时还没有时间找)
[3] 有一种为“罚嫖不罚娼”辩护的理由是,色情行业往往伴随着人口贩卖和骗取工作签证。但是这是不合逻辑的,
因为如果问题是“人口贩卖和骗取工作签证”,那么立法打击的对象应该是“人口贩卖和骗取工作签证”,
而不是色情行业,更不是嫖客。
【第二十五章:制定反歧视制度的新策略】
那么,界定什么样的差异会产生汽水瓶盖,就变成了一个重要的话题。
比如说,将“种族”这个差异用来界定汽水瓶盖,并非一个比较好的指标。首先是因为不同比例的混血“种族”
非常容易产生,使得“种族”的界限变得模糊,因而通过“种族”来进行界定,非常容易产生不受制度保护的边缘化群体,
或者产生对于当前状况下较强势群体的逆向歧视。其次,“种族”这一差异往往是通过社会原本产生的刻板印象,
以及当前社会中的经济状况分布,来影响特定群体的生产效率的。那么社会因该做的,
是在帮助人们消除刻板印象的同时,通过经济状况的分布,而非”种族“本身,来甄别产生歧视的汽水瓶盖。
即便是从历史的角度上讲,也是同样的道理。
就如同“白人歧视黑人”这个案例中,形成歧视的性状是"种族",
但是真正影响生产力的性状,其实是白人与黑人在历史上的经济状况。白人的文明建立于欧亚大陆适合农耕的气候带,
且白人进入美洲后,美洲人无法抵抗白人的疟疾而大量灭绝。使得白人获取了大量美洲的黄金,白银,以及土地,
并用这些资源到阿拉伯世界,印度,与东亚换取大量生活与生产资料。使得不仅仅社会顶层,
甚至社会的中层在解决温饱问题的情况下,仍然有时间和资源思考哲学和科学问题,
最终导致了西欧的科技与工业革命。而在同一历史时期,黑人由于没有大片肥沃的土地,也没有大量的黄金和白银,
使得他们的社会发展阶段仍然处于铁器时代。
这时,“反汽水瓶盖法案”的作用点应该是在于社会经济状况的分布,而非“种族”本身,
这保证了贫穷的白人能受到照顾,而富裕的黑人不受到过度帮助。
另一方面,不同的“种族”在智力上是否有先天的差异,目前仍然还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话题。
但是如果真的存在智力上的差异,反汽水瓶盖法案针对的性状就应该是人的智力,而非“种族”本身。
这保证了平均智商较高的“种族”中的低智商者能受到照顾,而平均智商较低“种族”中的高智商者不受到过度帮助。
从而同时杜绝了歧视和逆向歧视。
更加重要的一点是,在“反汽水瓶盖法案”针对的工种中,对于那些由于不同群体客观存在,且影响生产力的差异,
而产生的从业人数比例差,只要不是特别的极端,就必须被社会与立法者尊重和认可。因为这样的比例差,
通过保证具有优势者能尽量大的发挥其优势,防止了“反汽水瓶盖法案”降低社会的生产力。
同时,这样的比例差也使得在这一劳动中处于劣势的群体,能更好的发挥自己在别的劳动中的优势。
这正如女人虽然在重体力劳动上没有男人那么强的优势,但却可以更好的照顾婴幼儿。进而使得幼教中女人比男人多,
搬运工中男人比女人多。这样由两性先天的生理差异产生的分工合作,最终提高了生产力。因而,
在比如针对幼教这个工种的反歧视法案制定中,正常的性别比例差应该被尊重,
但如果男性的从业人员比例低于某个极值,比如低于30%的情况下,就需要放宽对于男性幼教的录取资格。
类似的“反汽水瓶盖法案”也可以运用于搬运工这个职业。同时,反汽水瓶盖法案的实施,
也需要估计这样的制度本身对生产力的负面影响。例如,军队这样的职业要求从业人员有高攻击性,
要不然社会中所有成员的人权都无法得到保障,别的经济活动也无法进行。
因而我们不能在从业者无法达到高攻击性的情况下,实行“反汽水瓶盖法案”。要不然会导致从业人员攻击性的降低,
从而影响国防,以及国民的人权。这又从侧面解释了为什么武士社会必然是父权社会,
以及为什么母权社会中的军事和政治仍然由男性直接掌控。
总而言之,有时形成歧视的性状更加明显,而且和真正导致生产力差异的性状高度相关,
使得人的刻板印象与歧视性制度基于明显的性状,而非真正导致生产力差异的性状。
种族歧视中的“种族”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但是综上所述,“反汽水瓶盖法案”的作用点,
应该在于真正导致生产效率差异的性状,而非具体形成歧视的性状,比如前面讲到的,
通过经济条件来界定汽水瓶盖。同时“反汽水瓶盖法案”的实施,也必须考虑到对于生产力的负面作用。
【第二十六章:将广义汽水瓶盖理论运用于性别平等制度的设计】
回到性别平等的问题,从广义汽水瓶盖理论的角度上讲,母权和父权产生的根源,并非抽象而又笼统的“性别”,
而是两性的那些具体影响了生产效率的性状。比如,一个人是否有能生育的子宫,是否有能分泌乳汁的乳房,
以及是否有强壮的肌肉。前两者产生了母权,而后一者产生了父权。因而反性别歧视的法案应该针对这几点设定。
这样制定的反性别歧视法案,又让立法本身给为比如变性人,中性人(染色体为XXY),
同性恋等特殊群体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同时,当这样的反性别歧视法案被实施后,即便是人类回到过去的农业社会,父权也不会再次产生。
因为“反汽水瓶盖法案”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根本上杜绝了歧视产生的基础。这也意味着,
存在“反汽水瓶盖法案”的犁耕农业社会仍然会是相对单夫制,更加性开放的社会。
那么,在未来两性平等的时代里,针对性别歧视的“反汽水瓶盖法案”应该怎么制定呢?
比如说,女人第一胎以女人偏好的多性伴侣的方式生,通过精子竞争获得更加好的后代,
而第二胎则通过男人偏好的一夫一妻的形式出生,使得男人在心理上确信这个孩子就是自己的孩子。
从而使得男人在情感上,也愿意积极的参与到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来。再比如说,由于女性生养孩子产生弱汽水瓶盖,
使得女性的经济实力往往弱于同龄男性。使得女人们在年轻貌美,但是经济实力较弱的情况下,通过亲子鉴定,
或者性保守来向经济实力强的男性证明孩子的父系血统,使得男性愿意帮助女性抚养孩子。而等到女人们逐渐变老,
但是经济实力增强的情况下,则更倾向于找男人一夜情生育,并不要求男性性伴侣承担一夜情生子的抚养责任。
另一方面,社会仍然应该鼓励男人通过亲子鉴定,知道女人通过性开放方式生下的孩子是不是自己的孩子,
并且和女人一样抚养自己的孩子。最终,就像女人在高科技社会中走向工作岗位一样,
上述制度使得未来性开放社会中,男人与不同的女人养不同的孩子。这么做,使得在父权汽水瓶盖消失的情况下,
同时也遏制母权汽水瓶盖的产生。
当然,也或许在不久的将来,试管婴儿,机器子宫,合成母乳等技术的发展与成熟,
使得女性相对于男性在生养孩子上的优势也会消失。那么这时候,谁是“男人”以及谁是“女人”,
就不再取决于生理上的性别了,而取决于谁生产生活资料,谁负责养育后代。
第五篇:研究方法的局限性
自然科学研究了原子与分子,非常容易通过重复简单的实验得出一致的结论,并且被广泛接受。
可是一个细胞由大量的分子组成,一个人由大量的细胞组成,而一个社会由大量的人组成。
因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比自然科学复杂的多,再加上研究者的主观情感与人生经历的因素,
使得研究的结果往往会存在大量的争议。因而,前面所讲的“道德观绑架学术”的情况并非罕见,
也并不一定是研究者有意而为之。
恩格斯的《家庭》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首先,他在关于人类实行群婚与对偶婚共享性伴侣的篇章中讲到,
“不同于别的动物,人类不会因为共享性伴侣而相互嫉妒”,由此,他认为这是导致“人类能相互合作,
使得科技与社会能不断发展”而“别的猿类,比如黑猩猩,则处于灭绝的边缘”的原因。
而且,当他在谈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婚姻的问题上,他讲到资产阶级的婚姻往往考虑经济因素,
因而是“公开的卖淫”,而无产阶级由于“没有财产”,不论男女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时离婚。
事实上他已经通过人“不因共享性伴侣而相互嫉妒”以及“无产阶级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时离婚”
间接的推导出工业社会中人的生殖策略是性开放的。只不过,他的逻辑与本篇文章通过“两性博弈”
进行推导的的逻辑并不完全一样。而且,他的推导结论也不符合100多年后离婚率分布与社会财富分布的相关性。
按照本文前面使用的数据,离婚率以及性开放程度最高的,恰恰是那些工业化程度最高,
且财富分布最平均的西方发达工业化国家,而非贫穷的“无产”社会。可是,
他却在关于婚姻制度演进章节的最后一部分认为,无产阶级的婚姻必然是一夫一妻的,理由是“爱情是嫉妒的”,
而这个理由,直接的和他前面关于人类“共享性伴侣而不嫉妒”的观点相矛盾。
同时他并没有拿出真实发生于历史中的事实,或者使用严格的生物行为学进行推理,
也没有用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去论证“爱情是嫉妒的”,而是用了当时欧洲人爱看的爱情小说来论证。因而,
他很难说服读者,他关于“爱情是嫉妒的”这个论据,是一个没有受到各种主观文化因素影响的客观论据。因而,
读者无法相信“无产阶级”,或者工业社会中最终的生殖策略是一夫一妻。
从恩格斯在《家庭》中一些充满着情感色彩的用词来看,他很可能是由于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狂热追求,
以及没有能跳出19世纪末欧洲人爱情观的情况下,通过“绑架”当时欧洲人的爱情观,
来出售他所热爱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当然,这样的“绑架”很可能是出于无意。因为他在最后写到,
“共产主义”时代的人不会再去理会恩格斯时代的价值观,而会按照他们自己的需求选择他们的生活方式。
这样的态度,意味着他认识到,并且能接受自己的理论的局限性,而且对于被研究者抱有谦卑的态度。
这样的学术态度让人肃然起敬!
另一个案例,是世纪佳缘网通过调查发现,90后的性观念比80后保守,而80后的性观念比70后保守,
于是他们认为这是90后“成熟”的体现。可是,这个调查结论,可以用另一些更加客观的数据证伪。比如说,
在过去20年里,中国的未婚堕胎率在不断的提高,且婚前性行为的比例也在不断的提高。但是,
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世纪佳缘网调查得到这样的结果,很有可能是因为不同年龄段的人处于人生的不同阶段,
因而他们对于生活的期望,以及未来的看法也都有所不同。在性保守仍然是主流价值观的社会环境下,
90后还比较年轻,因而他们更可能会对于美好的一夫一妻制婚姻有着更加多的憧憬。而70后则相对的现实,
尤其是通过世纪佳缘网找对象的70后可能更加的现实,他们急切的希望能通过性行为解决性欲以及生育的需求。
这时,如果世纪佳缘网在调查时问那些70后,他们“在20年前是怎么想的”,然后再去对比90后的调查结果,
或许能得出关于中国人性观念变化更加准确与客观的结论。
类似的,在研究中可能由于各种因素而导致误差的案例还有很多,比如,在传统上为父权的社会中,
如果你要通过直接问一个人愿不愿意约炮来研究两性的性观念,那么你肯定会发现男人愿意约炮的比女人多,
但是这并不代表着女人先天更加倾向单一性伴侣,而男人先天更加倾向多性伴侣。一般的女人会回答“不愿意约炮”,
是因为延续了数千年的父权社会,对于女性性保守的要求远远比对于男性性保守的要求高得多。
可是《恰如其分的自尊》(还是《如何让你爱的人爱上你》具体我忘了)中的心理学研究发现,
2/3的艳遇事实上由女性,通过比如眉眼,主动的交流,以及暗示性的语句发起。而这个统计数据,
恰恰对应着前面讲到的,当今中国社会中,同种职业已婚女性的出轨率是已婚男性的两倍。
因而,女人回答的“不愿意约炮”,只是在父权观念下,女人不敢像前面讲到的16岁摩梭族少女那样,
直接提出性交的要求罢了。
同样的道理,一些心理学研究发现,男性的性欲望比女性更加的强。
于是另一些学者就以此来证明“男人天生倾向于多偶而女人天生倾向于单偶”。
我们暂且不提这样的研究结果,是否受到了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父权观念的影响
(因为另有一项心理学实验表面,男人在产生性冲动的时候愿意诚实的说自己产生了性冲动,而女人则不愿意),
这样的心理学实验仍然没有将被实验对象,放在低自尊或者焦虑的心理状态下进行实验。
原始社会中人的非正常死亡率高于二战,因而在没有低自尊与高焦虑感的预处理的条件下,
研究者无法把被研究者调整到原始社会时期的常见心理状态进行实验。
这使得研究者无法模拟出人类在进入父权私有制社会前,持续了数万年甚至数十万年的一般行为。
事实上,《恰如其分的自尊》中记载了另一则心理学实验,这个实验证明了,当两性都处于低自尊的状态下,
男性勾搭女性会变得不主动,而女性勾搭男性却会变得更加的主动。
在所有的“道德观绑架学术”的案例中,最广为人知的莫过于通过宣扬艾滋病的危害来宣扬性保守。
可是,如果我们拿不带套性交得艾滋病的概率[1],和车祸死亡的概率[2]相比较,
我们就会发现这样的宣传逻辑并不符合统计学规律。以中国为例,中国2018年的人口为13.9008亿[3],
HIV携带者数量为789617人[4],如果一个健康人与一个HIV携带者(“艾滋病”是HIV病毒爆发的最后阶段)
进行不带套的阴道性交,男性的感染HIV的概率为0.0005,而女性的感染率为0.001。
所以,一个生活在中国的男人一次不带套约炮的感染率为:
789617 / 1390080000 * 0.0005 = 2.84018546e-7。
一个生活在中国女人一次不带套约炮的感染率为:789617 / 1390080000 * 0.001 = 5.68037091e-7。
另一方面,在中国,每10万乘客每年车祸死亡数量为18.8人。那么,假设每人平均每天开车一次[5],
那么一年要开365次车。所以,在中国每人每次开车被撞死的概率是:
18.8 / 100000 / 365 = 5.15068493e-7,
显著的高于男人不带套约炮染上HIV的概率,而略低与女人不带套约炮染上HIV的概率。
注意,这里车祸的死亡率仅仅考虑了“乘客”,还没有把被撞死的路人考虑进去。而且,一个人即便是染上了HIV,
也不见得必然会得艾滋病死亡,因为目前的抗病毒疗法,可以保证HIV病毒一辈子处于没有传播能力的低毒性潜伏期。
由此讲来,开车是一件明显的危险于不带套约炮的行为。车辆方便了交通,而约炮丰富了人生阅历。
可是,为什么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教导人们“开车要注意安全”而不是“我们不要开车”,
但却教导人们“我们不要约炮”,而不是“约炮时请戴套”呢?因为人们脑中的父权观念,
“绑架”了对于艾滋病的研究来宣扬性保守。
可是,输血及分娩时,让对方染上艾滋病的概率,却有90%和25%。而别的性病,比如梅毒,传播力极强,
但却可以及时发现,并且通过盘尼西林及时根治。因而相对于宣扬性保守而言,
更加积极的态度应该是增强避免性病及意外怀孕的教育。
这个时候,理性客观,不带倾向性的,辩证的思维特别重要。这样的思维帮助我们尽可能多的发现各种相关因素。
然后,统计学的思维和方法则帮助我们找到这些因素与研究对象,以及不同因素之间的相关性。
最终,我们通过上述的相关性来解释,推理,与预测,历史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事实上,“解释,推理,
与预测,历史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本身也是任何一项社会学的研究最终希望解决的问题。
因而,笔者相信,就和别的理论一样,《两性博弈论》也可能是有局限性的。
只不过,笔者可能和恩格斯一样难以跳出自己的视角,客观的找出局限性。所以如果有不对的地方,
希望刚刚读完这篇文章的你能指正^o^
本篇文章在批判性的继承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基础上,也补充了《家庭》中缺失的,
在近2000年历史内,占世界人口20%到40%的汉藏人的生殖策略情况,并且补充上生物行为学与经济学的论证。
但是,作为这篇文章的作者,我更加希望《两性博弈论》被读者证明是错的,而不是被证明是对的。这是因为,
如果《两性博弈论》被证明是对的,那么我除了获得了虚荣心以外,什么都没有得到。
但是如果《两性博弈论》被证明是错的,那么我就从读者身上得到了知识。
相关的资料:
[1] 性交后艾滋病的感染率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19736794
[2] 各国交通事故死亡率列表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84%E5%9B%BD%E4%BA%A4%E9%80%9A%E4%BA%8B%E6%95%85%E6%AD%BB%E4%BA%A1%E7%8E%87%E5%88%97%E8%A1%A8
[3] 2018年中国人口总人数
http://www.chyxx.com/industry/201801/607086.html
[4] 2018年中国艾滋病感染人数、发病人数、死亡人数及传播途径分析
http://www.chyxx.com/industry/201808/665644.html
[5] 高科技社会中每天上下班各开车一次,那么每星期7天开车10次,但是如果再考虑到在家工作,
假期等,开车频率还会下降。因此为了方便计算,我们算平均每天开车一次。